1861年，以恭亲王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为标志，清朝启动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以“自强”为旗号，在各地兴办新式企业、开办新式学堂，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是兴办企业还是开办学堂，都需要大量经费。清朝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很难拿出大量资金来支持洋务运动。那么，洋务运动又是怎么解决经费匮乏的问题呢？

一句话：找海关要钱。

这里的海关，是《南京条约》的产物，由西方列强所控制。最初，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后来，由于李泰国在组建阿思本舰队的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严重分歧，被清廷革除职位，海关总税务司就落到另一个英国人赫德手中。从此，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实事求是地说，赫德在海关总税务司任上还算尽职尽责。在他任职期间，海关收入连年上升。1861年，海关收入还只有552万两银子，到1910年，就增加到3534万两银子，增长了5倍多。所以，海关在赔付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后，就成为了清朝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筹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需要启动经费共计54.3万两银子。这笔费用的来源，就是上海海关。不仅如此，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运行期间，依然严重依赖海关。从1867年到1904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从海关获得了2528万两银子。

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也是依靠闽海关提供经费。

福州船政局创办于1866年，启动经费为47万两银子，全部由闽海关拨付。此后，闽海关每个月拨付5万两银子，作为日常运行经费。

1867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局，开办经费约20多万两银子，全部由津海关提供。其后常年经费每年约30万两银子，由津海关、东海关（烟台海关）两海关提供。

有意思的是，如果海关的效益不太好，那么严重依赖海关的企业就会过得很艰难。

福州船政局在开办之初，闽海关的效益比较好，能够足额拨付经费。从1866年到1874年，闽海关累计拨付了470万两银子，足够福州船政局日常开支。可是，后来受各种因素影响，闽海关的收入连年下滑，难以足额拨付，福州船政局就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

到1907年，闽海关的拨付已经下降到每月1——2万两银子。这点钱，连给员工发薪水都不够。在万般无奈之下，福州船政局只好宣告停工，不再生产。

天津机器局的情况也差不多。津海关、东海关的收入来源很不稳定，导致天津机器局的经费有高有低。收入最多时，1年有45.6万余两银子；收入最低时，1年只有10多万两银子。

倒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因为上海经济发达，海关的收入一直很高，这使得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经费来源得到了有力保障。因此，在这3家大型企业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活得最滋润，取得的成果也最大。

【参考资料：《清史稿》《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