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次战斗，最后总是敌我双方的伤亡数字。分析兵力与战损比例，伤、亡、俘之间的比例，是极有意义的事。比如，八路军对日军，多是击毙比例大于击伤，而俘虏极少，这是因为八路军需要缴获，强调打歼灭战。再如，日军对我军，击伤比例大于击毙，这正是日军的险恶之处，日军认为，击伤一个，必有两人以上脱离战斗救护，战斗减员大于击毙，因此，日军训练强调打胸靶，而不是暴头；日军子弹易造成贯通伤，而不是致死。

分析军官与士兵的伤亡比，也是很有意味的事。常见影视作品，一个官，大喝一声“给我打！”——给他打。他自己不打，让别人打。这样的官儿，自然伤亡可能小。也是影视作品，小兵来报“鬼子少佐带人冲上来了！”带头冲，自然容易出现伤亡。总的来说，战斗精神越强，军官伤亡越重；战斗越激烈，敌我距离越近，军官伤亡越大。

目前得知，江桥战役我军伤了三员大将，三个团长。江桥之役我军约投入十五个团的建制，有的团是来了番号，团长到没到确定不了，也就是说，战场上最多是十五个团长。十五个团长，伤了三个，比例是五分之一。团长一级战伤到这个比例，可是不小了。

一个一个分析这三位团长的受伤，也能看出许多战斗内幕。

徐宝珍，东北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卫队团团长。参加江桥战役的十五个团，就这一个团是国防军，其余的是省防军、屯垦军。卫队团是最能打的团。战前，徐宝珍是最坚决的主战派，战斗中，徐宝珍是第一防线总指挥。在大兴战场，在我军伤亡最重的11月6日，徐宝珍臂上受伤，他的同学、副手张竞渡营长腿上受伤，两个人相扶相携，带伤指挥，战到最后也没下战场。如果不到最前沿，如果不是亲自战斗，团长是不容易被击伤的。可见，徐宝珍、张竞渡的战斗精神。仅6日这天，我军阵亡军官57员，伤34员。其勇其烈其壮，可想而知。

萨力布，黑龙江省骑兵第一旅五十五团团长，蒙古族。11月14日，汤池战场危机，萨力布率团增援，身受重伤，伤情不详。汤池战场，日军主要是炮击与坦克冲锋，在钢铁面前，骑兵简直是以卵击石。“先我同胞而赴国难”，是马占山的全国通电中提出的口号，也是江桥战役作战精神。萨力布以骑兵对坦克、重炮，就是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样的战斗，伤亡已是必然。1932年2月1日，有个马占山等十五将领抗日通电，却不见萨力布，可能是治疗中。这时距江桥战役已经过去将近三个月，可见伤势之重。

吴德林，黑龙江省步兵二旅第四团团长。记载，吴德林团长颈后被砍一刀，造成重伤，大衣领子都被砍下一块。时间是18日，这是江桥之役的最后战斗。这天，逾万日军总攻，飞机重炮，泰山压顶，我军绝无回天之力，胜算为零。在这样情况下，马占山的部队并没有溃不成军，而是从容撤出，保存了主力。这样的撤出不是一触即溃，也是经过拼杀的。常见的撤退，小部队作出牺牲掩护长官、大部队。吴德林之伤证明，团长不但没先撤，还亲自与敌军肉搏。吴团长是背后中刀，应该是处于敌人包围中。吴团长中的是刀，而不是枪刺，说明砍吴团长的不是日本兵而是军官，官官相斗，可见搏杀之激烈。从背后砍颈，而不是正面、侧面下刀，这是宫本武藏式的经典刀法，力在骨缝，一刀断头。这是个刀法了得、训练有素的高手。若不是大衣领子，吴团长定会身首异处。生命分寸，阴阳毫厘，吴团长算是捡了一条命。吴团长中刀重伤，却没有陷于敌手，被成功救回，不击退敌人是不可能的，肯定有我军官兵不顾牺牲，拼死搏杀。

此战后，吴德林回满洲里当了市长，从此以后，没有见到这位英雄的战斗记录，可能是重伤所至。

江桥一役，我军牺牲官兵甚多，当另文纪念。

撰文：齐齐哈尔市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