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国民党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

一天，蒋介石在庐山同几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一起聊天，其中有刘建绪。刘建绪问蒋介石：“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代替你？”

蒋介石答：“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

当时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邓演达。

但蒋介石很快又补充一句：“不，能代替我的人还有一个活着的。”蒋介石虽然没有指明活着的人是谁，但在座的人都意会到指的是毛主席。

毛主席自然不可能进入国民党阵营代替蒋介石，所以在蒋介石心目中，邓演达是能代替自己的唯一之人。

刘建绪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湖南醴陵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0集团军总司令、第25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1年8月至1949年任福建省主席。

后来，刘建绪把他在庐山听到的蒋介石的谈话讲给了侄婿张之毅。张之毅建国前夕为国民党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研究员，建国后为北大教授。

蒋介石之所以称邓演达如果活着有可能代替他，是因为邓演达确有过人之处。

邓演达

按年龄，邓演达比蒋介石小8岁，但资历可比蒋介石老多了。他是广东梅县人，1911年刚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后，邓演达就跟着粤军北伐，是公认的辛亥革命元老，那年邓演达还只有16岁。

1919年，邓演达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等职。

孙中山非常喜欢邓演达，1923年设大元帅府时，驻在肇庆的旧桂系残部两万人造反，孙中山急令邓演达占领了肇庆，从而解了广州之围。孙中山对邓演达非常感激，甚至在信中称呼邓演达为“兄”，实际上孙中山可比邓演达大了近30岁。

黄埔军校为什么选址于广州？就是因为有邓演达的粤军第1师，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才能在广州立足。

作为黄埔军校的教育长，邓演达参加了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武昌之战中，邓演达冒着枪林弹雨，打了40天，最终攻克武昌。

很多人会说：武昌之战不是叶挺独立团的功劳吗？叶挺独立团隶属于张发奎的第4军，而第4军就是由攻城总司令邓演达亲自指挥的。让叶挺名扬天下的汀泗桥、贺胜桥两战，也是邓演达全权指挥的。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曾当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实际上，毛主席只是专职副所长，所长就是邓演达，当时的身份是中央农民部部长。毛主席这个副所长，也是邓演达力排众议争取来的，说这个职务，非毛润之不能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邓演达写了一封告全体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

邓演达和宋庆龄等人，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布南京蒋政权和武汉汪政权是非法的。

当时，蒋介石是右派领袖，邓演达是左派领袖，都是各自阵营的第一号人物。那个时候，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所以蒋介石认为是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只有邓演达。

1931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受训干部结业典礼，邓演达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本是一次极为机密的活动，为了慎重起见，邓演达还于前一天夜间就来到这里。

谁知，此时的邓演达已被一个叫陈敬斋的叛徒出卖。当天下午，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和静安寺捕房的中西警探一拥而至，将愚园坊20号严密包围，当即逮捕了邓演达等二十余人。

被捕后的邓演达

邓演达被押到南京，关在陆军监狱的单独一个牢房。蒋介石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由蒋任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蒋介石对邓演达很忌惮，问戴季陶怎么处理，戴季陶说：“你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汪精卫、陈济棠那些人，最有可能动摇你权力的，只有邓演达。”蒋介石一听这话，立刻决定动手。

1931年11月29日夜，邓演达被蒋介石集团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

宋庆龄听说邓演达遇害，到了妹妹宋美龄家里，找妹夫蒋介石求证此事，说要见见邓演达。蒋介石知道瞒不过去，只好硬着头皮说邓演达已不在了。

平素很有涵养的宋庆龄听了此言，怒不可遏，罕见地掀翻了桌子，大骂蒋介石无耻。

蒋介石当局为掩盖暗杀邓演达的罪行，捏造审判消息在报纸上发布，由军政部军法司伪造“特别判决书”来掩人耳目。

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公开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

毛主席在1961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提到邓演达时，说：“我很喜欢这个人。”

毛主席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年底，当毛主席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

而当时我党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主席在《报告》中的观点。

多年后，毛主席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1966年5月，李宗仁海外归来，拜谒邓演达墓，黄琪翔夫妇陪同

毛主席晚年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曾在大字本二十四史的空白处做了如下批语：“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在这个批语中，毛主席一连举出了九位历史上为国家民族、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来作为例证。其中，就有邓演达。（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