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八月间，在乡下教书的张子静好不容易回一次市区，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地去探望姐姐。他骑着一辆老式单车，两手空空敲开了姐姐公寓住所的门。姑姑开了条门缝，打量了他一眼，冷冷告诉他，“你姐姐已经走了！”说完，门关上了，只留张子静在门外一阵错愕。

姐姐一声招呼都没打，悄然去了香港，又悄然离开了香港，最后孤身一人去了美国。

张子静走下楼，推着自行车，望着街上人来人往的陌生人，忍不住地抽泣，渐渐哭了起来。曾经同分一颗糖的姐姐走了，此生再没回来。

图 | 1995年，张子静与表弟孙世仁在张家老宅

一

他的姐姐叫张爱玲，大名鼎鼎的女作家，而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乡下教师。与姐姐美好温馨的回忆只存在于短暂的童年时光，日后由于父母感情破裂，姐姐与他渐渐疏离。

或许疏远弟弟，是注定的事情。坎坷的成长经历，使张爱玲的性格过于早熟，早慧。她笔下的冷酷几乎把所有的亲人都骂了一遍，即使是在童年时玩的比较亲近的弟弟也没能幸免。这个弟弟于她来说，生得美丽，但是孱弱，没志气，忤逆，逃学，劣迹斑斑......

张子静有自知之明，回忆与姐姐的平生关系，张子静劈头一句就说，“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这种糟糕的姐弟感情，并不单单跃然纸上。

张子静的一生，确实如张爱玲描述的那样，庸碌无为，活了76岁没钱结婚，余生靠后母留下的十四平米小屋生存。但唏嘘的是，大红大紫一时的张爱玲，竟没有帮过这位可怜的弟弟。

图 | 青年时的张爱玲

论作为，张子静毫无成就，这个是真。但论志气，他并不完全像张爱玲说的那样一点没有。在一九四三年秋的时候，张子静曾和中学同学合办杂志《飙》月刊。正值抗日，几个青年人兴致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万事开头难，为了打响杂志的第一炮，同学建议张子静向当时全上海最红的女作家，他的姐姐张爱玲约稿。

张子静感到不好意思，但又不好在同学面前推托，这种难堪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与姐姐关系的不自信，很大可能会吃闭门羹，但他还是去了。

果不其然，听完弟弟的来意，张爱玲一口拒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张爱玲感到自己有点不近人情，又拿出了一张素描打发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

这件事惹很多争议，一是理解张爱玲爱惜羽毛，二是引人过多怀疑她的品性。

后来，张子静的杂志《飙》没能活下去，继续走回了随波逐流的老路。

图 | 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

二

另一个角度苛责张爱玲凉薄，是在“钱”这个字眼上。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音讯全无多年，张子静终于与美国的张爱玲恢复了通信。张爱玲长期幽居，并不想搭理任何人，包括亲弟弟。但在一九八九年，她还是给张子静回了一封信，除了一些寒暄的话外，信末她似乎拒绝了张子静的求助，

“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

这让人臆想，到底张子静求助张爱玲什么？较为了解实情的宋以郎先生说，那时张子静交了一个对象，渴望结婚，别人也不介意他没有房子，但自己总觉得不太好，于是想到在美国的姐姐，觉得她是大作家，母亲还把遗产给了她，应该很富有，希望可以得到帮助。遗憾的是，这一次张爱玲还是拒绝了弟弟。事情的结果也和办杂志时如出一辙，婚没结成。

这件事，一说是张爱玲确实穷困潦倒。这种联想来自于张爱玲去美国时是以难民身份入境，起初作品也不受待见，生活吃紧。尤其晚年的时候，孤独死在公寓里，一个星期后才被人发现。据说发现时，张爱玲逢头垢面，全身糟乱，死前好长一段时间已不打理自己，邋遢程度犹如她本人的一句话——“里面爬满了虱子”。

张子静深信姐姐处境的困难，他在自述中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

图 | 张爱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但真实的情况是，张爱玲仍有着不少的存款，即使她生活作风方式上颓丧潦倒。

宋以郎先生的父母宋淇夫妇继承了张爱玲的遗产，有一份清单，证明张爱玲在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九五年，她的存款与投资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万美元，这距离张子静向她求助的时间也就两三年之差。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的遗产折合成港币足足有260万元之多，但遗嘱上的第一句话是：“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朋友）。”一分都没留给张子静，这又令人想起另一件事，张爱玲和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分手时，很大手笔地给了30万分手费。以此揣测，张爱玲冷漠于关心弟弟的事，应该还有很多没考究出来。

相反，在亲情伦理上的执着，张子静富有传统的那种“血浓于水”的思想，好比老一辈人常说不厌的一句调和话，“他怎么说都是你爸！” 所以，从头到尾，由始至终，张子静都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反而一直关心姐姐的情况。

我姐姐长期幽居，亲友很难获知她的近况，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无人能适时伸出援手。我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年开始，我日间都把小屋的木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头看一下。

姐弟俩的性情对比，天壤之别，可谓是前者有多冷冽，后者就有多热烈。

图 | 晚年的张子静

在风烛残年之际，张子静人老无依，开始写回忆自述，里头有一段话不知是出于自我慰藉，还是遥寄思念，但读来相信你我都忍不住感触。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父亲早在一九五三年过世，和姐姐比较亲近的母亲，则在一九五七年逝于英国，姑姑也于一九九一年走了。就是和我们不亲的后母，也于一九八六年离世。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很多人都看过张爱玲的小说，深挖了许多陈年往事，得出许多结论，无非就是围绕着其人的才华与道德进行赞誉和批判，但在真正认识其为人上，还远不如其弟弟张子静总结得深刻、准确，

“她从不悲天悯人，不同情弱者，慈悲布施与她无缘。她的世界，就她一个自己。她非常孤独，也非常自私，用自己的手作茧自缚，她远离了世界上所有人，包括亲人。”

三

在从张子静的侧面认识了张爱玲的冷漠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张爱玲与张子静的家庭待遇对比，更好地认识张爱玲笔下那位“生得很美”，但却“很没志气”的弟弟张子静。

张子静与张爱玲三、四岁的时候，母亲黄素琼因为看不惯吸大烟的父亲张廷重，于是狠心抛下一双儿女，借监护人之名与姑姑张茂渊“比翼双飞”离开了。姐弟二人原生家庭之悲剧，一同从这里开始，但不同的是，明明两个都是亲生孩子，张廷重却选择了天资聪颖的张爱玲。

妻子远走那段时间，张廷重很有兴致地当起了张爱玲的语文老师，辅导她写作文，写小说，为她日后的成名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虽说张廷重是穷途末路的遗老遗少，但他有着深厚的国文功底。这一点，张子静对父亲予以肯定，“他以前教姐姐读《红楼梦》，教她做诗，写《摩登红楼梦》，常和她谈阅读心得。这些温情的记忆怎能磨灭？姐姐成名，他也有功啊！”而这个时候，张子静还在玩泥沙。

图 | 新女性母亲黄素琼

四年之后，黄素琼在国外玩够回来了。因为沐浴了西方的新思想，她开始干预子女的教学，要把两个孩子送去正式学校读书，而不是在家里读这些早已过时、废了科举之后再无用处的《四书五经》。

这件事惹张廷重不高兴，他坚决反对，坚决不答应，但黄素琼最后坚决送了张爱玲去上学。——"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那张子静呢？继续留在了家里跟着私塾先生念古书。他给故意忽视了，黄素琼认为他是独子，传统重男轻女，不会不管他。但重女轻男的黄素琼似乎误解了什么，张廷重是不会重男轻女的，因为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起初有心思教张爱玲写作，也仅仅是因为欣赏张爱玲的聪颖而一时兴致所起。

图 | 父亲张廷重

如此状况，持续到一九三四年，张爱玲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张廷重这才答应让张子静到学校去上学。这种教育差距在年龄上，是显得极其尴尬悬殊的——那年姐姐十四岁，读高一，我十三岁，读小学五年级。

姐弟俩的学费都由张廷重支出，但是张子静读的学校却远远没有张爱玲读的高级、昂贵。可张廷重连这种“偏心”，也没能偏心地维持着。没多久，张子静没书读了。

一九三六年小学毕业，我父亲不知为什么又让我在家停学一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学校都停课，我又在家荒废一年。一九三八年，大部分学校陆续复学，那时姐姐已逃离了父亲的家，我父亲也许受此刺激，才决定送我进入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

大约还是在这个时间段左右，17岁的张爱玲与继母孙用蕃发生矛盾，被张廷重毒打、监禁，逃出生天后，投奔了母亲黄素琼。张子静不堪继母虐待，紧跟其后，来到母亲的住所，说他也不回去了。但黄素琼告知儿子，自己的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姐姐已经占了这个名额。

这一次，黄素琼选择的依然是张爱玲。对于儿子张子静，几乎从来都是不管不顾，不疼不爱，不闻不问，包括在后来儿子穷到没钱结婚，依然选择把两箱古董遗产寄给了赚钱较为容易的张爱玲。可在她离世之时想见张爱玲最后一面时，并未如愿，过后，张爱玲也没去奔丧。

图 | 张家早年全家合照

再回到教育这个问题上，张子静吃亏最多，只有了解了他一波三折的读书生涯，才能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平庸，为什么不能比肩姐姐张爱玲。

读完初一，正始中学迁往法华镇。我父亲接到学校通知，不但校名更易，校长也换了原来的地理教师吴念中。因为明显的转入汪伪的一方，我父亲立刻决定要我辍学。停了一年，才又考入圣约翰高中，但因英文跟不上，转入光华高中就读。读到高二，因为身体虚弱，常常请病假，高中也没能毕业。

本来就起步晚了，还不断地时读时辍，张廷重压根也不想拿钱出来供儿子读书。只是费解的是，要是读书这件事放在张爱玲身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张爱玲大四，还剩半年毕业，但学费却一直没着落。她向弟弟透露了心声，张子静为了姐姐能取得文凭，委婉地把她的事告诉了父亲。

那时父女俩已经四年没见，张爱玲还在文章中诅咒过父亲的家是一座监狱，张廷重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但没想到的是，听及这个“叛逆的女儿”的困难，张廷重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平静地说，"你叫她来吧！"过了几天，张爱玲和父亲决裂四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拉下脸皮问父亲拿学费。张廷重答应了，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再让弟弟送去。

图 | 年轻时的张爱玲

四

一直以来，凡有文章借张爱玲的弟弟影射张爱玲的凉薄，都有忠实的粉丝跳出来为张爱玲打抱不平，高呼不必当“扶弟魔”。一句“帮你是情，不帮你是理！”，义正言辞地抹去了亲情的符号，这倒没关系。但不妨深入探讨一下，张爱玲的凉薄，是否有悖于某些除情理以外的情理？

既然要客观，那就不谈亲情，不扯道德，忽略二人本身的姐弟关系，单从同属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责任角度出发，张爱玲应该有义务去帮助这个混的不好的弟弟，而不是被丑化成上纲上线的“扶弟魔”。至于张子静为什么混的不好，上面的刻薄待遇已经说明。

姐弟二人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不幸的，但就家庭资源来说，张爱玲最先上学，读书有母亲主导，学费有父亲支持，分配得到的比张子静要多得多，父母仅有的爱心也更多倾向于张爱玲。一个家庭里，一个人得到的多，另一个人就得到的少。既然拿得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有责任义务帮扶拿得少的弟弟？每个人最先最早的责任，都是从家庭开始的。

这个观点不难理解，时间倒退二三十年，那个读书难的年代，以农村为例，一般都把钱压在最能读书的孩子身上，再盼他有工作之后帮助弟弟妹妹上学。这种现象很普遍，其实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帮扶链”，完全异于众口恶心的“扶弟魔”现象。所谓的“扶弟魔”，是指被父母“卖”出社会，后又被各种道德绑架、亲情勒索，以索取不厌的压榨和感情伤害来帮助家庭中的弟弟或其他成员。这跟“帮扶链”是两个不同的性质，前者是高尚的责任义务，后者是低劣的道德胁迫。

图 | 张爱玲与张子静在天津公园

那么问题又来了，张爱玲与张子静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公是由于父母的偏心造成的，张爱玲不偷不抢，也不是弟弟让给她的，那就是否理直气壮地不存在帮扶弟弟一说？如果这说法在理，不如反问，张子静是心甘情愿接受和理所当然得到不公对待的吗？难道因为他窝囊懦弱，不够姐姐聪颖，不讨父母喜欢，就活该如此？显然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张廷重和黄素琼舍得拿出的爱和钱就这么多，不管过程中任何事任何人如何变化，张爱玲占去了大部分是事实。日后成名，在法外良心上，她怎么就没有义务责任帮帮这个可怜的弟弟呢？

张爱玲只看到了弟弟的平庸，无语他“没志气”，却没醒起弟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很多。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试想资源如果倾向于张子静，如果当日最先读书的是张子静，黄素琼选择的是张子静，谁敢保证，他不会是哪一领域的先锋？

后话：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了，这场原生家庭之悲剧结束了。张爱玲“远离了世界上所有人，包括亲人”，而张子静从未离开，却成了真正的“孤儿”。

文 | 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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