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与西汉帝国都是定都关中即秦地，秦帝国本就是从关中崛起当然定都关中，西汉帝国定都关中则是娄敬那句话帮刘邦下定决定。娄敬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主要是考虑到定都关中一则关中经济富庶、易守难攻，二则关中处于大帝国的西北部，不会“四面受敌。后来的西魏、北周、隋唐也是以关中即秦地为首都，甚至张良、韩信等人分析项羽失败，也认为项羽不该放弃富饶的关中而选择偏远落后的彭城。

娄敬说的那些理由，其实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关中经济富庶，而不是关中地理位置重要，例如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就曾把首都建立在”四战之地的洛阳，而且照样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王莽时期经过绿林军、赤眉军的洗劫，秦地残破，刘秀只能把首都建在洛阳。后来荀彧劝说曹操建设兖州根据地也是说“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后来的大帝国，秦地关中残破则迁都到魏地河内，关中秦地繁荣则定都秦地，秦地与魏地相互搭配，甚至变成“两京”制度。曹魏定都洛阳，一则是关中残破，二则是继承东汉传统。后来西晋、北魏都以洛阳为首都，也是如此。

秦地的再次繁荣是在北魏一分为二之后，宇文泰在“后三国”时代力量如同刘备，占据着当年马超故地，要对抗占据着赤壁之战前曹操那样实力雄厚的高欢集团，不得不对关中励精图治。在宇文泰父子的经营下，秦地再次焕发了生机，具备与高欢父子一战之力。本来高欢父子实力明显占优，却不料高洋之后北齐出现”代代昏君“，这就导致北齐竟然被北周消灭。宇文泰实行的是”八柱国十二将军“的股份制，”大股东（上柱国）宇文泰、李虎的子孙先后建立起周朝（史称北周）、唐朝，大将军杨忠（后来也封为上柱国）的子孙建立起隋朝。西魏、北周、隋朝、唐朝以秦地为中心，也是继承了宇文泰的“关陇集团股份制”传统。

唐朝末年长安、洛阳都被战火毁坏，朱温挟持天子甚至毁坏洛阳，把自己的老巢开封变成帝国中心。关中、河内都残破，开封等地处于大运河中心繁荣起来。后来的“五代”除了后唐都把首都放在开封，赵匡胤建立起宋朝也把首都放在开封。这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开封的地位，毕竟帝国首都需要大量后勤补给，江南的财富运到开封已经不容易，再运到残破的洛阳甚至长安已经超出正常能力范围。其实开封作为大帝国首都也不错，“四战之地”作为首都如果是进攻则方便出兵，如果是防御焉不知没有攻不破的城池？

赵匡胤的不思进取与崇文抑武，毁掉了商鞅变法以来中国的尚武精神。本来宰相应该是文武搭配，“出将入相”或者“调和文武”才是宰相之才，赵匡胤却说“宰相需用读书人”，造成军功贵族被猜忌。宋朝丧失了尚武精神，也就导致靖康之变甚至崖山之变，中原地区变成女真人、蒙古人的天下。北魏当年迁都魏地的洛阳，金朝、元朝则迁都燕地的燕京（辽朝的南京，今天的北京）。此时燕地一则从耶律德光时期开始就处于游牧王朝控制下，属于游牧王朝的腹地，二则“北控大漠南制中原”便于建立起的王朝兼顾塞北与中原，燕地成为金朝、元朝的政治中心。

明朝初年也曾“军功拜相”，开国“六国公”有5人是军人，唯一的文人国公李善长也是军功拜爵，宰相徐达、李善长都是因为军功而进入决策层。短期内明朝能够“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纪陈纲，救济斯民”，甚至大将军蓝玉在开国皇帝任内就能建立起堪比卫青、李靖的战绩，也与明朝初年“重视军功”的尚武精神密切相关。等到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再次出现“读书人宰相”，明朝也成了宋朝的“再版”。朱元璋也曾考虑迁都，但直到朱棣才正式完成迁都，明朝政治中心从朱元璋发迹的吴地迁到朱棣发迹燕地，后来被清朝沿袭。

燕地取代秦地、魏地、吴地成为大帝国的政治中心，这说明“北方边患”成为大帝国的首要威胁，甚至金朝、元朝、清朝这些大帝国本就是“北方边患”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北控大漠，南制中原”，使得燕地逐渐重要起来。至于大帝国的经济中心安史之乱以来就在江南，这也难不倒大帝国，“南粮北运”的大运河与海上航线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安禄山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发动的一场叛乱不仅使得经济中心南移到吴地，而且自己的老巢成了此后多少大帝国的首都。北方边患，让大帝国不得不“天子守边”，这才能保证对塞北大漠的有效控制。燕国人也没想到，自己不仅开辟的辽东变成大帝国的一部分，而且自己的首都成了大帝国的首都。

历史其实很有趣，经济与政治相权衡，需要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