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最震撼历史的措施，是运用铁腕彻底实行鲜卑华化的工作，任何反对在所不计，甚至将太子处死亦在所不惜。其原因颇多，在《中华史纲》中，作者李定一从他的教养中去寻求。

在中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鲜卑皇帝”

孝文帝的母亲是中山王李惠之女，李惠是汉人，其妻为鲜卑人。孝文帝“生而洁白”，受冯太皇太后抚养教育成人。

这位冯太后的伯祖父冯跋，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仅有的四个汉人建国者之一（四个汉人政权即冉魏、李暠的西凉、张寔的前凉及留在北方的世族后裔冯跋在今河北一带所建的北燕）。北燕维持了近三十年（407—436），它与拓跋魏对抗不屈。冯跋死后其弟冯弘继位，为拓跋魏败，逃入高句丽被杀，一子一女均被俘，子冯朗降后官至刺史，女为北魏太武帝纳入后宫为左昭仪。冯朗坐事被诛，其女入宫受姑母（左昭仪）“抚养教训”，年十四选为太子妃，太子即位为文成帝（452—465在位），冯女成为皇后。文成帝在位十三年而崩，献文帝（466—470在位）虽非冯太后亲生，但年仅十二岁，丞相乙浑谋逆，“由太后密定大计，诛浑，遂临朝听政”。献文帝后宫李夫人于467年生孝文帝后三年即逝，冯太后对此孙儿钟爱异常（一说是她与内宠李弈私通所生之子，献文帝借故诛李弈，帝即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可见“亲情”之深。

孝文帝即位时年仅四岁，冯成为太皇太后，对孝文帝之教养以及一切朝政，自然全操在她的手中，直到年四十九岁逝世为止（490），时孝文帝已二十三岁。北魏政府颁布均田令时，孝文帝年仅十八岁。

由以上所述，我们知道孝文帝是由一位与鲜卑有世仇，有志匡复华夏文物的中原世家的后裔所教育养大的。冯氏固不一定仇视鲜卑，但鄙视鲜卑文化习俗是毫无疑问的，她的伯祖父及祖父均是留在中原的世族，是志图光复的豪杰志士，她自己也是汉人“皇氏之胄”，国破家亡，委身事敌的弱女。无论孝文帝是否为她与李弈所生的儿子，如果所传属实（史家未有定论），则孝文帝是彻头彻底的汉人。撇开传言存疑不论，孝文帝是由十足中原文化的熏陶而长成的“鲜卑皇帝”，这就不难解释孝文帝为何会用铁腕手段推行全盘华化。

孝文帝在自平城迁都洛阳前（494年以前），已开始华化的工作，迁都后是全盘华化的巅峰时期。自他即位到冯太皇太后逝世为止的二十年间，北魏制礼作乐、修律定制、颁禄秩品，均常提到“周经”“汉晋”，甚至制造车辂，也要“一遵古式焉”！太庙、明堂的建立，与乎皇帝躬耕籍田，均是仰慕古制的举措，均田制更是儒家最高理想的实现，这些均在冯太皇太后逝世前实施。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便大力改革，要彻底消灭鲜卑的习俗文化，希望鲜卑民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和血统上完全融合为一。以上是就孝文帝个人来看他大力推行华化的原因。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经济原因

孝文帝的个人教养背景只是迁都的主要原因，尚有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交织激荡而促成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华化。

先看经济上的原因：北魏的勃兴始于道武帝拓跋珪，当时北魏都平城，北疆有柔然威胁，因此北魏设“六镇”以负防守北疆之责（397），六镇在相当于今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一带。每镇设“镇都大将”以统率之，均由拓跋宗王或八族王公担任。驻防将士兵卒，由本族同类或被征服国家的强宗子弟为之。他们被视为国家股肱，待遇优渥。平城自为国都后，人口增加，国都中人多不治生产者，亦需大量供应。承平犹可应付，一遇荒馑则粮食奇缺，困难丛生。道武帝崩后，平城一带即连年有灾荒（409—413），两年后大饥，道有饥殍，当时就有人主张迁都于邺（今河南安阳市北部和河北临漳县西南一带），因非长久之计而止。北魏政府乃遣贫困之鲜卑人南下就食。即令不是荒年，平城也要用牛车将粮食从南部运输给养，其艰难可知。北魏政府曾诏令天下每十家发一牛，以供输粮到平城。孝文帝十七年（487），平城一带遭遇大旱灾，又逢牛瘟，“野无青草”，孝文帝“寤寐思求”，也束手无策。最后，他将宫中衣饰珠宝等物，包括乘具弓矢，“出其太半”，分赐百官士庶及“六镇戍士”，以纾解民困于一时。同时，中原自实行均田制后，生产增加，农业经济欣欣向荣，自较平城在粮食上朝不保夕的窘境要优裕得多。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军事与政治原因

其次是军事与政治上的原因。北魏的强敌柔然虽然在429年为太武帝所大败，但不久即重振势力，十年后乘太武帝征北凉时（439）进袭平城，使“京邑大骇”。四年后太武帝再亲征柔然，被围于鹿浑谷六日始解围。此后柔然骑兵仍不时掳掠北疆，双方已无大规模战争。450年北魏有南侵企图后，刘宋即思联络柔然以制魏。478年萧道成遣骁骑将军王洪轨（另作王洪范）出使柔然，“克期共伐魏虏”。次年柔然发兵三十万攻北魏，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不敢战”。萧道成以初称帝，“不遑出师”。柔然对联南齐以攻北魏的企望很浓，其国相致南齐书有云：“虽吴、漠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扫殄凶丑，枭翦元恶（北魏）。”此事发生在孝文帝十一年（481）左右。平城距柔然太近，始终受柔然威胁，而中原距离平城遥远，一旦有变，只能“轻骑南出”加以镇压，这种“遥控”的情势，很可能腹背受敌。迁都洛阳可以消除柔然威胁中枢，又可以震慑中原，攻防南朝。自拓跋入主中原，南征北讨，对汉人及其他民族，均十分残忍冷酷，反抗之武装行动不断发生。

孝文帝即位之年（471），中原即有三次变乱，以后几乎连年爆发叛乱，直到494年迁都洛阳时，西北尚有大规模（十万众）的武装抗变。基于内外军事政治情势的考虑，迁都洛阳实有必要。纯就经济的立场，孝文帝考虑迁都到邺，因为北魏“国之资储，唯藉河北”。494年，他曾在邺宫朝群臣，似曾计划迁邺。但邺在黄河以北的大平原上，暴露在柔然的威胁下，无险可守。洛阳虽然残破，但有：黄河天险，又是华夏政治文化故都，且对南朝及对震慑中原用兵方便。

基于以上原因，孝文帝毅然决然迁都洛阳，又于495年六月下诏“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九月，六宫及六武，尽迁洛阳”。一个新纪元由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