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儿子（没提过有女儿）应是很惨的，他们的父亲也曾清楚说明。陶渊明在约50岁时患过一场大病，觉得自己大限将尽，写了一篇《与子俨等疏》告诫儿子：“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儿子连柴水之劳也无可免，对一个知识分子兼有著名家族渊源的人来说，应是很不幸的。

陶渊明本不应弄得如斯境况的，但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事乡里小儿”的故事却耳熟能详。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指“五斗米”的俸禄，在晋朝来说，是以日薪计算，算是很优厚的。（《五斗米：微薄的薪俸？》，载《咬文嚼字》2000年1月号）所以“不为五斗米”而辞官，应是很大的损失，也是辞官的话可以说得很铿锵的原因。就正如现在的职场，你拿月薪20000元，做得不惬意，大大声说不做了，要“炒老板鱿鱼”，没有人会觉得可惜。但如果20000元是越南盾，那情况就有些复杂了。

杜甫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儿子也惨，但不是日子辛劳，而是夭折。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过这件事：“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这是诗人在唐玄宗天宝14载（公元755年）11月写的作品。那年安禄山在范阳叛变，杜甫的家人留在奉先，他离开官任，在战乱中回家省视的时候遇到这事。虽云战乱时期有一些悲剧发生，无可避免，但作为有极大政治理想（“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的诗人来说，连自己幼儿的生命也不能保障，应是很惨的一件事。

曹雪芹

清代大小说家曹雪芹也经历丧子之痛。他儿子死时有多大，应无法考证了。死因？也应是贫病交煎吧。曹雪芹一生事迹难考，但大半生生活困苦（物质上）却很易考。他的朋友敦诚有一首《寄怀曹雪芹沾》，说他“君又无乃将军（按指曹操后人曹霸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赠曹雪芹》也说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只过着“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日子。父亲这样，儿子会遭遇什么，不难想像了。

或者说，做父母也有称职不称职的分别。尤其在古代，人命比较贱，儿子天生天养，死了便当生少个吧了。但上述的三位，既不是无情父亲，也不是怪兽家长，儿子生活困苦，甚至是死亡，对他们的打击，或最少是内心郁结，应是溢于言表的。陶渊明对儿子生活的劳苦，不止感铭于心，有时更加自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遗憾没有像二仲般的邻居，家里没有像老莱子的妻子。胸怀这样的苦心，自己感到很惭愧。）（《与子俨等疏》）

杜甫也有相同表述。“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已充份写出个人责任。儿子死亡，他最初的感受是“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接着又是深长的自责：“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曹雪芹更是以命抵偿。据考证曹大约死于40岁，是儿子死亡的后一至两年，应是对儿子亡故伤心欲绝，加上贫穷疾病，因而夺去还是壮年的生命，留下一本未完成的巨著抑郁以终。

其实他们不至于这样的。陶渊明本来很易解决生计，而且也放下心理包袱，见用于小邑。但他不肯屈服于小吏的权势，用个人自尊来换取养生的酬劳。用他自己的说话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见《归去来辞》）杜甫呢？他也是个耿介之人，他的自传式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一个耻事干谒的人，生命遭逢逆旅，应是很显然的事。

曹雪芹天资聪颖，也是名门后代，按理说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穷困。最少喜爱他作品的永忠也想不通：“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但事情有因就有果，看看曹雪芹的友人写他的赋性，例如敦敏说他“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题芹圃画石》）、敦诚的《赠曹雪芹》将他比喻做阮籍：“步兵白眼向人斜”，就知才华禀赋有时不是营生的技俩，相反更是令人生遭际变得困苦的宿命。

一生饱受政治上的欺压，半世过着流离颠沛日子的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有“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慨叹。不会吧，识字应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和忧患应很难扯上关系。但细想，“识字”开始，自然会探求知识；知识使人启混沌，通达正直的人，更因知识而建构个人理想和价值观，对事情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浊世只追求个人名利，不计是否违背个人操守有所分别。所以，除非像《楚辞･渔父》中渔父讥笑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世人都混浊不清，为何不也顺势翻搞污泥，推波助澜？既然大家都喝醉，为何不干脆吃吃酒渣，喝喝薄酒而装醉？）不这样，那就一世贫寒，最后自身不保，连儿子也无法提供足够保护，不也都是很合常理，且会常常发生的逻辑推理吗？

幸而屈原没有儿子，否则结局不知又会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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