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红卫兵、知青

恐怕还没有一个数以千万计的庞大青年群体曾被历史赋予过如此众多的称谓，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冠以“知青”之名走向农村，与共和国一起蹉跎、奋进，用迸发的激情燃烧着荒凉，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

紧急集合

蒋继先，女，北京知青，1968年7月到22团，先后在八连、十一连、十连、二营中学，担任过农工排排长、教师。1979年回京。

1969年初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农场改编兵团的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四月份，在我的要求下，告别了广播员小李，从场部宣传科调到十一连任三排长。十一连是值班连队，除正常的工作之外，还要进行军事操练、射击训练等等，一夜一时一岗、一岗两人、站岗值班、持枪巡逻，已成为每位战士必修的课程与职责，还有一项训练，是夜间紧急集合。

开始这项训练，连首长事先都和排长们通通气，我心里有数，睡得安稳。深夜，一阵号声打破沉静，战士们一跃而起，我也赶紧穿上棉裤棉衣，在系棉衣扣的一瞬间我开始紧张了，哆咪嗦的棉衣、嗦咪哆的外罩害苦了我，那件棕色加厚的核桃纹外衣怎么也摸不着了，慌乱之中压在枕头下的背包带也不知哪里去了，我只好拿着行李绳打背包，打好后用多余的绳子打了个背带，单肩背着，挎着冲锋枪，硬着头皮跑到集合地点。

一声发动机的声响打破暂短的宁静，连长的口令又让人不安，队伍依次走进二排宿舍，明亮的灯光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抿着嘴不敢笑出声，我的淡蓝色花棉袄、浅黄色大花人造棉被异常显眼，让我不敢抬头。

康存久连长开始发令了，让三个排各自前后左右转，相互检查行装与装备，大多数战士均行装不整：有穿错鞋的，有没系鞋带儿的，有扣错衣扣的，更有大敞衣襟的。检查过毕，连长开始训话：今天的训练让人很不满意，尤其是男战士，无论在任何紧张情况下，都要把文明扣系好。说话间，他用手稍稍撩起衣襟，以展示自己的文明程度，却引来一阵哄堂大笑。连长不知何故，低头看了看自己，脸色有些不悦，说了一句：最少也要像我一样，系一个扣子！初次训练就在一阵阵笑声中结束了。

一次次紧急集合训练，提高了我们的速度和能力，我们能够随机应变适应各种状况。队伍行进中，我会抓紧时间闭一闭眼晴休息片刻，尤其是冬季，那厚厚的白雪经过汽车、小型车、马车的压碾，形成两道深沟，就像两道低矮的战壕，闭上眼睛行走也不会掉队。

之后的紧急集合训练，再也不开排以上干部会了，连长同指导员俩人一合计，就会在不同情况下，随时随意把大家折腾起来。

陈虹是北京知青，祖籍上海，有一副江南美少女的面孔，虽与我同届，却比我大三岁，1970年时她已经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成熟女性了。王昌林是哈尔滨知青，与陈虹同在炊事班工作，这时两人在悄悄地谈恋爱。那个时代在极左方式管理下，自由恋爱是不允许的。我也曾因抗拒对上海知青陈世留一对苦命鸳鸯的所谓帮助，而得罪连首长。他俩都是高中生，论贡献，他们都抢最苦最难的工作，论年龄，他们都是我的大哥大姐，早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何况我们又都是知青呢！

夏季的晚风格外凉爽，不知连首长如何得到了王昌林与陈虹约会的消息，一阵紧急集合的号令又把大家唤醒，战士们得到连首长的命令后，便向晒麦场、种子库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却不知两位恋人听到号令后，已从山边的小路返回了连队。

频繁无味的紧急集合让劳累一天的战士感到了厌倦，一次意外的夜间大搜索让这种情绪有了新的转机。二排的战士们得到命令，从五七山左侧小路向东搜索，行至正在建造中的家属房时，细心的杨慎军向排长李宝富建议：搜索一下家属房。房顶的人字形结构与顶棚之间形成一个阁楼，阁楼上有一个小门，方便家属在阁楼储藏东西进出之用。因为在建设中，放置在小门下的木梯没有搬走，杨慎军爬上木梯，打开手电向阁楼中照射，只见两个人相互倦曲着依偎在一起。“报告排长：有情况，上面有两个人！”顿时空气似乎都凝固了，稍后，战士们挥动手中的武器大喊：“滚下来！滚下来！”两个人颤颤巍巍地从木梯上爬下，任排长及战士们百般盘问，他们闭口不答，片句不露，连首长决定把二人押送到营部。

任务下达到二排，战士们个个请缨，都想担当此项任务，最终还是由木工班押送。木工班一行六人，个个真枪实弹，将二位嫌疑人夹在中间，平安地送到营部。回来的路上，雷声大作、暴雨滂沱，每个人都像出水的鸭子，浑身湿漉漉的，但心情却异常高兴。他们相互猜疑着，假想着：是苏修特务还是潜逃犯？总而言之，这次夜间行动还是有收获的。

后来得知，二人是投亲靠友的盲流，行至十一连时已经是深夜，便寄宿在顶棚阁楼之上了。

朝花夕拾之一征编小组志愿者名单

李向东 孙 岩 王静薇 王志群 孙 浩

张桂香 李晓秋 殷淑英 李炳华 张惠全

凌勤华 王延梧 陈慧娟 谢怀玉 李 枫

杨国利 焦秀兰 马玉莲 宫海亮 管喜林

尚庆胜 韩桂莲 张钰梅 王云凤 魏克俭

李志生 李凤兰

版面编辑 / 周慧敏

文章来源于《在乌苏江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