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言行分外轻狂。客观地讲，刘邦、项羽都是当世人杰，楚汉之争也不是“幸运儿”的温床。激烈的交锋中，两大集团英才辈出，刘邦阵营有：萧何、韩信、张良、樊哙、陈平、周勃等人；项羽自身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外，范增、龙且、季布、钟离昧、英布，也是人才济济。
那么项羽乌江自刎之后，刘邦下令全国范围内缉拿季布和钟离昧，为何钟离昧命丧黄泉，季布反而无罪赦免、加官进爵呢？两个出身、成就、名声极其相似的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下场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季布和钟离昧相比，少了些名将的威严，多了点游侠的洒脱。追随项羽之前，季布就是楚地有名的大侠客，为人豪爽、重情重义，结交了许多民间义士。刘邦建立大汉后，季布投奔了故交濮阳周家，季布赫然处于悬赏千金的名单。游侠世家周家很讲道义，既没有为名利所动，也没有为权势所迫，选择将季布送到故交朱家。
之后，朱家托夏侯婴向刘邦求情，赦免季布的罪行。此举相当微妙，夏侯婴长期负责刘邦的车驾、保卫工作，作为刘邦心腹，由他说情合情合理。而且季布由周家、到朱家，投奔的都是民间家族，属于畏罪潜逃，向刘邦暗示了再无逐鹿中原的志向。
钟离昧不同，作为一个纯粹的名将，他的骨子里多了一份傲视与执着，少了份洒脱与不羁。视若生命的尊严告诉他——潜藏民间，非英雄所为。他选择了投奔当时的楚王韩信，韩信此人用兵如神，深为刘邦忌惮。他的投奔摆明了要和刘邦对抗叫板，凭借武力谋求生路。
可惜韩信军事才华横溢，却在人生选择上频频出错。刘邦收到钟离昧在楚国的情报后，派出谋士陈平游说韩信。韩信的迟疑犹豫间，钟离昧忽然明白了些什么。“楚国无我钟离昧，你韩信也就命不久矣了”！钟离昧自刎而死，韩信被贬为淮阴侯，沦为鱼肉。
季布在由周家前往朱家的路途中，承受的屈辱是沉重的。他身穿粗布衣衫，满身泥土，灰头土脸地和一群奴仆绑在一起，送到了朱家。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大游侠而言，与奴仆同行，是对自己尊严的践踏。可季布承受了这份屈辱，他用低下高傲的头颅，取得了刘邦的谅解与信任。
钟离昧则不同，他始终以楚将身份自居，名将的荣誉在驱使他，通过武力对抗换取刘邦的宽容。楚王韩信本就是刘邦最忌惮的存在，钟离昧偏偏去投效楚王，于情于理，都是在向汉王朝正统性发起挑战。
而面对陈平的游说，钟离昧并没有给予韩信足够的信任，他慷慨激昂地质疑，无疑给了韩信莫大的压力。其一，起兵对抗刘邦；其二，交出钟离昧，向刘邦请罪。除此之外，再无转圜余地，最终自刎身死，不得善终。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孟子》中有一个道理：一个有才华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抱负，用它们去造福更多的人。而实现抱负的途径，往往遍布荆棘。因此有人为了实现了理想，放弃了许多人们认为弥足珍贵的东西，甚至包括生命。
因此，历代渐渐有了一种固化的思维：凡是不畏生死的人就是高尚的人，凡是“苟且偷生”的人，就是欺世盗名之徒。
这种思维在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实，才华的实现是要有必要的载体的，比如生命。一个有才华的人，屈辱的活着，未必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也可能是有什么难以抛下的抱负。
季布就是这样的例子，项羽的爱将，却在刘邦建立的大汉活出了新的人生。吕雉听政期间，匈奴连年南侵，北境州郡屡遭掳掠，百姓生灵涂炭。甚至，匈奴还发出文书，扬言要“迎娶吕雉”，汉庭一片沸腾。
樊哙暴烈如火，大放厥词，愿意统领十万大军征伐匈奴。同为名将的季布，关键时刻站了出来，言明大汉刚刚建国，国力羸弱。当初刘邦三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白登之围，几乎难以全身而退，樊哙怎么可能统兵十万平定匈奴呢？
季布的言辞如一桶冷水，浇醒了“书生意气”的汉庭群臣。屈辱的大汉选择“和亲”，休养生息，积蓄国力，最终有了“封狼居胥”的传奇。
季布早年的游侠经历，赋予他性格深处的那种韧性，是值得深思的。承受了奴仆同行屈辱的季布，为汉王朝的有序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才华。
韧性很重要，许多事情原本就不可能一撮而就。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能选择，有计划、有主次地达成预期目标呢？季布先是“与奴仆同行”向刘邦低头，后是劝解“汉庭征伐匈奴的奏议”，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暂时的屈辱，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这就是韧性的真正含义。
司马迁是如此评价季布的行为的：“西楚霸王”项羽骁勇善战，季布作为楚营杰出的将领，勇武不凡的他，怎么会单纯为了求生放弃尊严呢？甘于忍受为奴的屈辱，季布是有一腔抱负作支撑的，他要保存有用之身施展才华。因此，季布也成为了汉文帝时期的名将，名留后世。
“一诺千金”的季布与钟离昧截然不同的下场，源于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笔者以为，才华是要施展的，而不是留“身后名”的。或许施展抱负的过程有许多坎坷，但那份韧性不能失去。
参考资料：
《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史记.汉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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