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变”即“唐宋变革论”。
最初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余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这就是“唐宋之变”的核心阐述，即承认唐和宋在社会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古代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的开始，从唐到宋的历史进程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要研究“唐宋之变”，那么唐与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则是重中之重，但是往往很多研究者把“唐宋之变”的诸多功劳归功于后周王朝的改革，不仅如此还多有贬低与抹杀前四代王朝的改革功绩，这是有失偏颇的。
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式上升的，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兼具前进性与曲折性。鉴于此，我们不能光看到后周王朝改革的前进性上升，却忽略了前四代王朝改革的曲折性上升。
在五代整体历史改革的进程中，后晋王朝的改革是关键的一环，后晋上承后梁、后唐，下启后汉、后周，甚至有许多举措影响至近两百年后的南宋，足以可见它的改革功绩之大。但是它的改革功绩，却被历代文人的口诛笔伐所击沉。
因为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是著名的“儿皇帝”，北宋初年编撰的《旧五代史》对他的评价还算公允，到北宋中期大文豪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开始，往后的历朝文人莫不效仿，以抨击石敬瑭以及后晋王朝为乐，彰显标榜自己的“完美无瑕，忠心为国”，国祚十二年的后晋王朝就此彻底被击沉，成为了舆论场的牺牲品。
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瑕的人存在，也没有一无是处的人存在 ，石敬瑭是五代第一汉奸不假，但并不妨碍石敬瑭是五代十国当中的一位有为之君（在五代十三帝之中，政绩排第四，仅此次于柴荣、郭威、李嗣源），更不应该“恨屋及乌”将整整十二年的后晋王朝的历史批判的一无是处。
希望今天的我们能秉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正确地看待后晋王朝的历史，言归正传，接下来羚羊将从军事、外交、内政三个方面为诸位看官们说说后晋王朝的改革功绩。
后晋王朝的军事改革主要功绩体现在改革禁军系统中的侍卫亲军制度方面。
侍卫亲军，初步建立于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期。因为李嗣源兵变起家，而后唐王朝原有禁军核心为唐朝、后梁以来设立的六军，故设立侍卫亲军予以制衡。也是在此时侍卫亲军开始分为马军与步军，此后马军、步军分开的传统一直延续至宋朝。
《旧五代史》记载：“应顺元年（公元934年）正月，以康义诚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安彦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河中节度使，张从宾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泾州节度使。”
侍卫亲军制度发展到后晋时期，因为石敬瑭创设了侍卫司，使侍卫亲军在后晋时期，大力发展，以致于完全取代了六军。
《旧五代史》记载：“天福二年（公元937），高祖敕：’诸军小节计、长行以下，没于王事者，具给三年粮赐；有男成长者，委侍司卫典诸军内酌量安排。”
此处的“侍司卫”指的就是侍卫司，这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关于侍卫司最早的记载。
天福五年（公元940）七月一份敕令中（原文篇幅过长，羚羊在此就不贴原文了），又将侍卫司与御史台、宣徽院、三司等机构并列。据此所知，侍卫司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后晋朝廷的常设机构。
侍卫司是管理与统率侍卫亲军的机构，负责处理有关侍卫亲军军政的一切事宜。除此之外，还必须接受皇帝临时委派的各项任务，如：《资治通鉴》记载：“天福六年（公元941）十一月，襄州投来将士三百余人到阙，宣付侍卫司安排，其首领赐衣帛有差。”这是皇帝临时将处置降军的任务交付给了侍卫司处理的事例。
侍卫司通常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掌管，但有时也有例外，如：《资治通鉴》记载：“后晋开元开运三年（公元946）十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权知侍卫司事。”
侍卫司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朝廷机构，在于史料中有明确对于侍卫司官署的记载。如《资治通鉴》记载后晋末年，张彦泽奉晋少帝之命诛杀桑维翰，“维翰至天街，遇李崧，驻马语未毕，有军吏前揖维翰赴侍卫司。”
这段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当中有注解：“揖赴侍卫司，示将囚系之也。”
《新五代史•桑维翰传》：“军吏前白维翰，请赴侍卫司狱。”
其实不论是“侍卫司”还是“侍卫司狱”，都表明了侍卫司有专门的办公地点，也就是官署，不然就无法理解“赴侍卫司”与“赴侍卫司狱”。但至于其规模、设置如何，史籍中并无记载，我们无从知晓，但侍卫司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朝廷机构设置是可以明确证明的。
侍卫司机构的设置，是后晋乃至整个五代军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历程，它使得侍卫亲军的地位大大抬高，从而取代了六军成为了禁军系统中毋庸置疑的核心，直到后周前期，禁军的代指一直是侍卫亲军。
侍卫亲军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是五代中后期左右政局的首要军事力量，也正是因为以侍卫亲军为核心的禁军日益壮大的而形成对藩镇军事力量压倒性优势，从后晋开始再无地方藩镇可以使皇权更迭（后晋是被契丹所灭，而后汉、后周都是因为禁军将领发生兵变夺得皇位，而不是地方藩镇）。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后晋王朝的军事制度改革，从根源上消除了从中唐以来至五代前期持续一百多年之久的藩镇割据根基，并且其“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重中央禁军轻地方军队）一直被后汉、后周、宋朝所沿用，影响相当深远。
如果没有契丹的相助，石敬瑭不可能灭了后唐末帝李从珂，一统中原建立后晋王朝，所以从后晋王朝建立伊始，就绕不开契丹这个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干爹国’。
而且得到了幽云十六州的契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国力蒸蒸日上俨然拥有了东亚霸主的体量，开始嚣张跋扈，对于后晋的层层盘剥早已超出了当初盟约所限，给后晋王朝的财政经济造成很大负担。
不仅如此，后晋王朝对待嚣张跋扈的契丹稍有不周，契丹那边就来信训斥，甚至动武威胁。
对于这样的契丹，后晋王朝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呢？
卑躬屈膝。
《新五代史》记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每次契丹派使节南下，石敬瑭都要在偏殿对着契丹使节下跪磕头，极其肉麻地问候道：“父皇帝安否？”
而且不仅仅卑躬屈膝地对待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对于契丹太后等一应王公贵族大臣，都是如此态度，真可谓是雨露均沾。
“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元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
但不论是耶律德光还是其他契丹大臣都骨子里瞧不起石敬瑭，只要石敬瑭的马屁没拍到位，这些大爷们就派使者过来骂石敬瑭，石敬瑭惹不起这些大爷，依然态度恭恭敬敬。
“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石敬瑭）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无倦意。”
这让中原政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因此骂石敬瑭“汉奸卖国贼”并不为过。
不过石敬瑭却有一番自己的道理，他对大臣们说：“这些金帛是送给契丹人，但这些钱不过是几个县的租赋税而已，花小钱买和平，多么划算的事情”。
石敬瑭为自己的卑躬屈膝的外交政策做出了核心思想阐述，这是是花钱买和平，曲线救国啊。
花钱买和平，这词是不是很耳熟？
这不就是北宋向契丹进贡岁币的说辞嘛，北宋王朝的外交政策与此时的后晋王朝如出一辙。不过北宋前期好歹也是跟契丹打过几场硬仗的，不能完全类比。但是南宋王朝的宋高宗赵构，在外交上，可以说是完美继承了石敬瑭的衣钵，他对臣下说道：“兵不如人，抢不如人，国力不如人，打了等于送死”，这简直是石敬瑭的翻版啊。
曲线救国，大家应该也耳熟，这就要提到另一位与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汪精卫。
不过这两个虽然都是汉奸，但情况还是有所不同。汪精卫在日本军国主义下扶持下建立了汪伪政权，是为日本完全侵占中国政权服务的傀儡政权，在汪伪政权中，日本人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而石敬瑭建立的后晋王朝虽然向契丹称子割地、称臣纳贡，但却是独立的王朝政权，后晋王朝边防使契丹人的势力牢牢限制在燕山-太行山以北，石敬瑭终其一生都没有让契丹牧马南下。
石敬瑭对于契丹边防的重视，我们可以从他跟太原留守安彦威的对话可以看出。
《资治通鉴》：“高祖（石敬瑭）即位，尤倚（安）彦威，即拜为北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天福五年（公元940），彦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与义。昔契丹以义救我，我今以信报之。闻其征求不已，公能屈节奉之，深称朕意’。对曰：’陛下以苍生之故，犹卑辞厚币以事之，臣何屈节之有！’上悦。”
太原（后晋王朝的北京城）留守安彦威入朝，石敬瑭对他说：“我一向注重信义，当年契丹为了维护道义解救我于水火之中，因此我现在必须信守承诺回报他们。但是现在的契丹更、跟当年不一样了，变得贪得无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在太原委曲求全地维持边境的安宁与和平，做的非常好，深得朕心。”
安彦威回答说：“陛下您为了天下苍生远离战火，能够做到卑躬屈膝的称臣纳贡，相比之下臣受的这点委屈，算什么！”
石敬瑭大喜。
这段对话，即使剔除相互恭维的水分，我们也是可以窥探到石敬瑭对于契丹提防心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石敬瑭的汉奸行为远远小于汪精卫，他的外交政策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曲线救国，国家主权并没有丧失。
石敬瑭去世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史称晋少帝，枉顾与契丹国力差距的事实，仓促地改变后晋王朝的卑躬屈膝、曲线救国的外交政策，拒绝向契丹称臣。结果导致契丹南下入侵中原，致使生灵涂炭，神州陆沉，后晋灭亡。所以结合当时的历史大环境来看，石敬瑭时期后晋王朝的外交政策改革应当是正面效果大于负面效果的。
后唐明宗李嗣源去世后一年，后唐末帝李从珂通过兵变夺权，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后唐闵帝李从厚。而两年后，石敬瑭又通过兵变夺权杀死了自己的大舅哥后唐末帝李从珂建立起了后晋王朝。
四年三易皇权的战乱，把明宗李嗣源七年的“小康之局”破坏殆尽，民不聊生，百业待兴，而且各地藩镇人心复杂，都在观望中。
《资治通鉴》：“帝（李嗣源）性不猜忌，与物无竞。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藩镇不宁，社会就会持续动荡，社会动荡，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国家就没有财政收入。基于此，后晋王朝对于藩镇采取了怀柔姑息的政策，因为只有社会稳定了，不动荡了，后晋王朝才能发展下去。事实也证明了此政策取得效果是显著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石敬瑭对待范延光叛乱一事可以看出。
范延光曾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枢密使，在后唐末帝李从珂时期调任天雄军节度使（魏博），成为此时最有有实力的藩镇节帅，石敬瑭建立后晋王朝后，封范延光为临清王，对他百般宽待。
但是范延光却不相信石敬瑭能一直能宽待他，在后晋建国后的第二年，天福二年（公元937）范延光据镇谋反，自称天子，对立国未稳，民心未付的后晋王朝发起攻击。范延光率领两万天雄军抵达黎阳兵临河南境内。
《旧五代史》记载：“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将孙锐、澶州刺史冯晖，以兵二万距黎阳，掠滑、卫。”
石敬瑭派杨光远与张从宾出兵平叛，没有想到副帅张从宾在河阳时倒戈，响应范延光起兵反叛，率兵攻打后晋王朝首都洛阳，杀死了石敬瑭的儿子石重信、石重乂。最后虽然张从宾身死，但是这次叛乱给后晋王朝以及石敬瑭本人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及范延光据邺城（魏州）叛，诏从宾为副部署使，从杨光远同讨延光。会延光使人诱从宾，从宾时在河阳，乃起兵以应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因东据汜水关，且欲观望军势。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讨之，从宾大败，乘马入河，溺水而死焉。”
在张从宾死后孤立无援的范延光困守河北数月，终于被石敬瑭派遣使节劝降。范延光去往京师后，仍然被封东平郡王，享受高官厚禄，石敬瑭不仅不计较杀子之仇，并且没有株连任何河北将领。
“（天福）三年（公元938）九月，使谒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册封东平郡王、天平军节度使，赐铁券。因惭请老，以太子太师致仕居于京师，岁时宴见，高祖待之与群臣无间。”
范延光虽然在天福五年（公元940）被心怀鬼胎的杨光远诛杀，但是也高官厚禄的享受了两之久，因此诸藩镇没有借范延光名义发动叛乱的。从这点上来说，石敬瑭的姑息藩镇的怀柔政策，维持了后晋王朝的社会稳定。
而且石敬瑭不计较杀子之仇，宽宏大量的作风赢得了藩镇节帅的尊重，使后晋王朝在开国之初根基不稳的情况下避免了重蹈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因为削藩而导致身死国灭的覆辙。后汉高祖刘知远秉持了后晋对待藩镇的怀柔政策，以稳定为上，使后汉王朝为后周王朝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与改革环境。
石敬瑭一到洛阳，就下诏减轻百姓的盐务负担。石敬瑭规定北京府（太原）百姓可以向官府以粮食折算盐税，而且要根据市场定价，不能一刀切，同时下调盐税缴纳的比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石敬瑭深知百姓疾苦。
“其北京管内盐铛户，合纳逐年盐利，昨者伪命指挥，每斗须令人户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极知百姓艰苦。自今后宜令人户以元纳食盐石斗数目，每斗依实价计定钱数，取人户便稳，折纳斛斗。其洛京管内逐年所配人户食盐，起来年每斤特与减价钱十文。应诸道商税，仰逐处将省司合收税条例，榜于本院前。榜内该设名目者，即得收税。”
中唐至五代以来，盐税一直是朝廷财税收的大头之一，石敬瑭之前的诸位皇帝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在内，尤其是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时，盐税科目五花八门而且极其繁重，更兼北京府（太原）所在的河东地区（今山西）是产盐重地，百姓负担非常重。
石敬瑭为了满足契丹每年岁币的需求，后晋王朝非常需要大量的税收充盈国库，在这样的背景下，石敬瑭还能关心百姓疾苦，减轻百姓盐税负担，当真称得上是有为之君。
石敬瑭并非作秀，一直到他驾崩，这个减税政策一直在执行，他在位七年，可以想见为老百姓省去了多少钱。除了在盐税上让利，石敬瑭还下诏清除了老百姓在后晋建立之前一应欠下的租税，另外根据情况减免了酒曲税（朝廷税收又一大头）。
“天福元年已前，诸道州府应系残欠租税，并特除免。诸道系征诸色人欠负省司钱物， 宜令自伪清泰元年终已前所欠者，据所通纳到物业外，并与除放。河阳管内酒户百姓，应欠天福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额曲钱，并放。”
上述减税政策都是开国初年，在社会稳定之后的后晋王朝依然执行了多种减税政策，而且相当灵活多变。
“诏洛京、魏府管内所征今年夏苗税物等，宜放五分之一，以微旱故也”
因为洛阳与魏州（河北大名）有旱灾，灵活调整减少征收五分之一的税额。
“行至郑州荥阳县界，路旁见有虫食及旱损桑麦处，委所司差人检覆，量与蠲免租税”。
因发现荥阳有蝗灾，则派有司根据损失情况，大幅度减免税额。
石敬瑭虽然是武人出身，但是深知百姓疾苦，与民生息，纵观石敬瑭七年执政奉行的内政方针与西汉初年“文景之治”时期的黄老治国思想颇为相似，黄老治国思想内核是无为而治，其实简而言之就是三个字——“不折腾”。
后晋接盘的是后唐末年两度兵灾后的烂摊子，石敬瑭要恢复中原经济实力，因此采取了“不折腾”的内政方针，石敬瑭用了七年时间，证明了“不折腾”的路线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改革功绩是显著的。
编纂《旧五代史》的史学家薛居正对石敬瑭在位七年的政绩称赞道：“晋祖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絁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
司马光对后晋七年的政绩评价则更为精炼准确，“数年之间，中原稍安”，相较于司马光给予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七年的评价是“校于五代，粗为小康”，可以看出这是正面肯定了后晋的功绩。
还有一条史料可以佐证，石敬瑭在位七年的“数年之间，中原稍安”的显著效果。
《旧五代史•晋少帝纪》记载：“丁卯，赐侍卫诸军将校钱一百贯各有差，以初即位示赍也。”
《旧五代史•唐末帝纪》记载：“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
缗，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同“贯”，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对比效果了，后唐末帝李从珂即位时赏赐禁军将士是按照级别分七十贯、二十贯、十贯三个档次，而我们晋少帝石重贵赐予侍卫亲军直接是一百贯上下浮动，财大气粗啊。
石重贵为何能如此财大气粗？不就是后晋王朝经过七年的经济发展效果显著嘛。
后晋王朝的内政改革方面中影响后世最深远的就当属迁都开封这一举措。
天福三年（公元938）十月，石敬瑭决定放弃洛阳，迁都汴州，并升汴州为东京开封府。关于迁都的理由，《旧五代史》记载很清楚明确，《资治通鉴》因此原封不动的引用。
“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历考前经，朗然通论，顾惟凉德，获启丕基。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廪咸虚。经年之輓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
其实主要的理由就是一个，漕运。因为开封的漕运之便利，因此取代了洛阳，从这年起开封就一直稳压洛阳，历经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元、明、清、民国，这都得感谢石敬瑭。
有的人会说，不应该是要感谢朱温吗？以汴州起家的是朱温才对，他的功绩才是最大的吧？
其实不然。
汴州确实早在朱温建立后梁时，就已经升格为东京开封府，但是后梁王朝国都以及朱温本人还是都在洛阳。后梁末帝朱友贞，虽然在之后迁都开封，但是后梁王朝很快就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消灭。李存勖建立后唐后，宣称后唐是继承李唐的衣钵，恢复一切唐朝旧制，所以又将国都定在了洛阳。
石敬瑭不姓李，所以没有在法统上的困扰，在石敬瑭迁都汴梁城之前，汴梁城已经被冷落了十几年，而且整个中原经历了四年皇权三易的兵灾，昔日的汴梁城早已衰败不堪。是石敬瑭的迁都，让汴梁城重新又恢复了昔年的妖娆多姿，再度成为了运河明珠。
今天的人们提到东京梦华时，总是会想起那《清明上河图》上极尽繁华的大宋东京汴梁城，却往往忽略了其发端者，是后晋王朝。
我们从后晋王朝的军事、外交、内政三个方面的改革功绩可以看出，在“唐宋之变”中后晋王朝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虽然在北宋中期之后它被历代文人的口诛笔伐所击沉，但是宋朝不论是在军事、外交还是在内政上面都有着后晋王朝的影子，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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