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标记和缩影。自汉武帝首次使用年号至清末，历代许多帝王从《易经》中找出一个或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以彰显自己“受命于天”的使命，宣示其治国理念，还把国泰民安、江山永固等愿望寄托在年号上。

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亦可以作为表示年份），一般由皇帝发起。先秦至汉初无年号，汉武帝即位后首创年号。始创年号为元狩，并追称“元狩”以前年号为“建元”、“元光”、“元朔”，此后形成制度。

历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号。

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有14个；明清皇帝大多一人一个年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作为皇帝的称呼，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年号共有八百多个。经研究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年号都与《易经》有关，或直接源于《易经》的经传文本，或由《易经》的理念衍生出来。

按历史惯例，每逢新君登基或统治期间遇到祥瑞灾异、政局变化等都要改元，即启用新的年号。因事关重大，新的年号多由皇帝按自己的意思命名，或由大臣们先拟出几个名号，再由皇帝钦定。

如北宋熙宁末年，因王安石罢相，宋神宗决定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出马主持变法。于是下令改元，命近臣先草拟名号。

近臣草拟了三个名号呈上去，分别叫“平成”、“美成”、“丰亨”，结果宋神宗均不满意。他批复：“成字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最终把新年号定为“元丰”。

宋神宗的批复，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和愿望。就是既想成就富国强兵大业，又不想与他国发生战争（认为“成字负戈”，有战争之象）；既想国运亨通又不敢用“亨”字（担心“子不成”，不利后代）。而“元丰”二字则寄托了他想通过变法取得丰硕成果的愿望，这两个字除了文字本身的含义外，还含有《易经》的理念。

《易经》第一卦为乾卦，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第一个字就是“元”。《易经》的“元”字，既有“大”与“始”的含意，又代表“善之长”，还象征“三阳开泰”、万象更新的春天。

孔子认为，“元”是乾卦“四德”（即“元亨利贞”）之首，是万物生成的根元。如以人事比拟，“元”就是仁人君子。“丰”则是《易经》第55卦的卦名，这一卦由八卦的离卦和震卦组成，离卦在下，震卦在上。卦辞说：“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彖传》解释说：“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意思是，“丰”就是“大”，下卦是“明”，上卦是“动”，光明而充满活力，所以丰盛。王者应效法此卦，行事崇尚盛大，像太阳一样普照天下。当时宋神宗对变法能否成功心存忧虑，丰卦的卦辞和《彖传》说“勿忧”，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他的忧虑。“明以动”、“宜日中”的圣人之言对他实施“元丰改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历代皇帝对《易经》的“元”字情有独钟，“元丰”这个年号虽然只是宋代与《易经》有关的年号其中的一个，但还有其他的譬如：“乾德”、“乾兴”、“大观”、“乾道”、“嘉泰”等等。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所用的“建元”，就刻上了《易经》的烙印。而且在汉武帝用过的11个年号中，有7个带“元”字，可见他对这个代表万物之始的字情有独钟，这反映了汉武帝对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

此后，汉昭帝以“始元”、“元凤”、“元平”为年号；汉宣帝用过“元康”；汉元帝用过“初元”；汉成帝用过“元延”。东汉时期还出现了“元和”、“永元”、“元兴”、“元初”、“元嘉”等年号。

到了西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炎在定年号时又想到了《易经》，他即位后定年号为“泰始”，希望自己能够开启一个“天地交泰”的新时代。

十年后，他又在《易经》里找到了另一个年号——“咸宁”。这个年号出自《易经》乾卦的《彖传》一句话：“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易经》以象征天的乾卦为首，如果王者能践行天道，就可使天下万国都得到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易经》乾卦的《彖传》虽然只有区区57个字，就有“大元”（出自“大哉乾元”）和“大明”（出自“大明终始”）成为元朝和明朝的国号。此外，“乾元”、“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等七个词汇曾分别被用作年号。如三国魏明帝曹睿、东晋海西公司马奕、十六国后赵石勒、北朝孝文帝元宏用过“太和”，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用过“大明”，南宋孝宗赵昚用过“乾道”，大理皇帝段智兴用过“利贞”等。

隋唐时期，君临天下的帝王更加偏爱以《易经》来命名年号。如隋炀帝取年号为“大业”，语出《易经》系辞上传：“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这个年号，本义是王者应以仁爱之心使其恩泽普施于天下万物，方能称之为“盛德大业”。而隋炀帝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三征高句丽，使人民疲于奔命，造成天下大乱，最终不仅没有成就“大业”，还导致了隋朝的覆亡。这是典型的名不副实，只会用《易经》的词语装饰门面，而不是真正践行《易经》的理念。

正是因为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唐太宗从《易经》中取年号时十分注重其内涵。他在位期间只用了一个年号，这个年号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贞观”。

“贞观”一词，出自《易经》系辞下传：“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这里的“贞”，其含义是“正”，天地之道，贞正守一，无私覆无私载，才能成其大观。人事的吉凶，治道的盛衰，也决定于能否履行正道。

“贞观”这一年号的内涵，就是要以正道治理国家。而唐太宗为政，确实没有违背这个宗旨，最终实现了“贞观之治”。

唐代取自《易经》的年号，还有唐高宗李治用过的“咸亨”，语出坤卦《彖传》：“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唐睿宗李旦用过的“文明”，语出乾卦《文言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公元712开始用的“太极”，语出《易经》系辞上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唐玄宗用过的“先天”，语出乾卦《文言传》：“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另外，唐肃宗李亨用过的“乾元”，唐代宗李豫用过的“永泰”，唐德宗李适用过的“贞元”，唐顺宗用过的“永贞”，唐文宗李昂用过的“太和”、“开成”，唐宣宗李忱用过的“大中”，唐懿宗李漼用过的“咸通”，唐昭宗李晔用过的“乾宁”、“天祐”等，均出自《易经》。可以说，唐代几乎每任帝王的年号都与《易经》有关。

明清两代帝王基本上都是一帝一号。

明代与《易经》有关的年号有“景泰”和“泰昌”。清代的年号则多出自《易经》，如努尔哈赤的年号“天命”，出自无妄卦《彖传》：“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皇太极年号“崇德”，出自随卦《象传》：“雷出地奋，先王以作乐崇德”。还有“乾隆”、“嘉庆”、“道光”等，均出自《易经》。

值得一提的是，《易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流，也是整个东方文化的根基。

因此，除了朝代的命名，我国及其他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帝王们也普遍采用《易经》起年号，就以地处弹丸之地的小岛国日本为例。

唐代时期，日本多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引进唐朝先进制度，年号便随此引入日本。

公元645年，孝德天皇掌权，开始学习唐朝律令制度推行改革，同时仿照中国皇帝的年号传统，定这一年为“大化元年”。这就是日本年号的开端，同时还开展了一场全面“唐化”的“大化革新”。

“大化”，典出中国《易经》：“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生。”这是《易经》为人们描绘的一幅关于世界万物的起源、构成、生化与变迁的图式。

公元1867年，睦仁天皇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于次年改元“明治”（公元1868年-1912年）。此出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寓意“君主勤政爱民，达到天下大治。”所以在日本明治期间，全国上下掀起学《易经》高潮，甚至提出有名的“不知《易》者，不能入阁”的组阁原则。

“明治维新”确实是对日本影响巨大的一场变革，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使日本彻底走出了中世纪，成为近代化国家。因此从内政看，无愧于“明治”二字。

明治天皇去世后，他的皇子嘉仁继位，改年号为“大正”（公元1912年—1926年），此语出自《易经》的《无妄·彖》：“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除了米骚动、关东大地震等事件外，国内局势大体平稳，经济得到发展，政治环境也较为宽松，史称“大正民主”，因此“大正”也基本实至名归。

据统计，自“大化”年号起，在此后1300多年里，日本都采用年号纪年。而这247个年号中，基本上都出自中国文化典籍，其中引用《易经》典籍就已高达27次。

很显然，这是《易经》文化对于日本影响的重要体现。

年号，作为三千年的中华帝国时代中国皇帝的专有产物，伴随着现今文明社会，早已成为历史。但年号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它是中国历史中的精神文化遗产。

而以《易经》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国文化，也影响着整个东方文化，这是《易经》葆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