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古典戏剧中，经常有女扮男装高中进士、状元的故事。比如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中的黄春桃、黄梅戏《女驸马》中的冯素贞以及《再生缘》中的孟丽君。这些女状元个个都是才貌双全，在科举考试中独占鳌头，也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影响深远的戏剧无疑会给人们一个错觉，既然有女状元，那很多人就认为科举考试是允许女性应试的。实际上，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应考者只有男性，绝对没有女性，这是科举制度报考最为严格的限制条件。不过，在科举文献中，我们找不到明令禁止女性应考的条文，这是因为科举是选拨官员的考试，而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不设女性官（除少量的宫内女官外），因此，禁止女性应考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明文规定。

有人会问，笔者难道不知道太平天国不是有女性应考的例子吗，还出现了女状元，这是有史可查的。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严格意义上算不上是一个封建政权，所以不列其内，何况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执行的非常不严谨。

​回过头来说，古代女性即便是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报考，但在进入贡院之前搜检制度也能将其排除在科举考场之外。从唐代开始，历代科举都有十分严格的搜检制度，而且随着科举制度地位的逐渐提高，搜检也越来越严厉，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

明清时期，乡、会试搜检时，每个考生需要两个士兵搜检，士兵会“上穷发际”，也就是头发都要解开；“下至鞋袜”，鞋子和袜子都要脱出来，身上的衣服更要全部解开。要通过女扮男装进入考场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历史上有没有女性通过代考或者跑关系进入考场的呢？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不过大多是笔记小说，道听途说为多。如《续南笔谈》中就记载了乾隆六年（1741年）发生的一件舞弊案。

​扬州一位王先生不学无术，但他却有一位才貌兼备的妻子张氏。张氏看到丈夫整日游手好闲，觉得不能指望他通过科举来改变家庭的命运，于是决定自己女扮男装去应考。可惜还没进考场，就因为他小叔子的举报而被抓了。按照清代科场条例，张氏本该处死，好在乾隆帝大发慈悲，认为这样一位才女，杀了真是可惜，更何况她是因为恨自己的丈夫不争气，才做出这样的舞弊行为。念在她用心良苦，死罪可免，但最终还是将她发配到边远地区。

正因为严格禁止女性应试，使得不少有才华，有理想的女性只能对天长叹。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曾叹息说：“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上名。”不少女性知道自己没有参加科举的可能，便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子弟或晚辈，希望金榜题名的梦想在下一代人身上实现。

​《儒林外史》中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背诵三千篇八股文范文。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据统计，“四书五经”大约有41万字，范文按照每篇六百字计算，就有180万字，没有超强的记忆力和勤奋的学习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这位鲁小姐有了这样的知识基础，她写出来的八股文也就十分优秀，假如她是男儿身，中进士想来不是难事。由于制度的限制，鲁小姐不能亲自参加科举考试，可她偏偏又十分痴迷科举，对自己丈夫不愿意全力应试十分失望，只好将科场夺魁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儿子身上。当然，鲁小姐不过是吴敬梓笔下一个虚构的人物，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女性呢？

还真是有的，《明史》中记载了浙江余姚人杨文俪，对她有很高的评价：“盖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杨文俪自幼受其父亲、工部员外郎杨应獬的教导，精通八股文写作的奥妙。在嫁给孙升座继室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培养孙升的五个儿子身上，亲自教导他们做举业文章。

​后来这五个儿子有四个考中进士，其中三个官至尚书，另外一个担任太仆寺卿。尽管杨文俪自己没有办法参加科举考试，但她的理想在儿子们身上得到了实现，这也是《明史》特意提到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