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杉（左）与他的助手曹小二

张基祥

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牌 ◎刘红庆

“吁嗟乎！黄河东走汇百川，自来表里太行山。”1944年，陈毅由华中路经麻田回延安，曾在《过太行山书怀》一诗中写道，“万年民旅发祥地，抗战精华又此间。”

八百里太行山自古号称“天下龙脊”，纵跨京冀晋豫。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在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创建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战士和太行人民浴血奋战，写下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于是，太行山本身就成了一座巨大的英烈碑，承载了太多民族抗争的记忆……

去年，传拓名家毛上虎在左权县境内拓碑，看到不少英烈碑后，说：“明年，把红碑全拓了，为国庆70周年献礼！”

6月25日，《太行英烈碑拓片展》在山西榆次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正式开展，老专家梦想成真。

地处太行腹地的村庄为一段血泪史立碑

“文化艺术中心”耸立在榆次最繁华的“北门口”，美术馆位于一层。因为与百货大楼、购物中心隔街而望，美术馆门前车水马龙。美术馆门楣上，当地著名书家郭齐文题写的“太行英烈碑拓片展”八个字格外夺目，美术馆内，白、黑、红三种色彩搭配让展览简约、庄重、协调。

“一般装裱都会用到绫，而绫有光，滑润柔软，与英烈碑放置在室外甚至野外的感觉不和谐，所以我们把绫裱在了画面背后，观众看到的是和石头一样粗糙的装裱用纸的质感。纸的白色与墙的颜色一致，混同后，最强烈地映入观众眼帘的是黑色拓片或者红色拓片。在这里，拓片必须最醒目，拓片呈现的太行精神才会最动人。”策展人弓宇杰带领笔者观看的时候这样介绍。

这些拓片全部出自山西省左权县。左权县是一个英雄的县，原名辽县。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依托太行天堑创建根据地，地处太行腹地的辽县就是根据地的中心县。

《左权县志》记载，1937年，全县人口数为73451，男性42516。抗战进展到1942年，人口出现一个低值，为63457，男性35916，减少了6600人。其中除了正常死亡外，不是被日寇屠杀了，就是在抗战中牺牲了。在《左权县志 日军暴行》中说，抗战期间被杀害的当地人数是3027。而列入《左权县志 烈士英名》的1765人，不敢说这个名单包含了所有，但他们主要都是在1938年到1949年间牺牲的。于是，不少村庄都为一段血泪史立了石碑。

抗战期间，随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进入辽县的人员数量和本地人口数量相当。军民联合在辽县境内与日军作战，有名的战役就有1939年1月的煤窑沟伏击战和柏管寺伏击战；1939年7月的狼牙山战斗；1940年的高怀山战斗；“百团大战”期间的榆辽战役；1942年的苏亭伏击战和十字岭突围战斗等。在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将士把辽县染成一片赤色，更有左权将军血洒十字岭，由此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英烈碑。

“不过，也有很多遗憾。”策展人说，“我们原计划在左权县英烈碑的基础上，将周边武乡、黎城、涉县、沁县、沁源、榆社、和顺的英烈碑也拓制出来，比如，百团大战期间，在武乡县就有好几个著名战役，还有黎城黄崖洞保卫战。可是由于条件所限，这个愿望这次没有能够实现，只好留待以后弥补了。”

他们特别想拓制的英烈碑还有，在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毛泽东题写的“无上光荣”碑、周恩来题写的“左权将军之墓”碑等。因为这些都是褒扬太行精神的，是太行英烈碑中最珍贵的。

即使有遗憾，目前呈现的60幅拓片也足以将英雄太行呈现在观众面前。碑文作者有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等领袖，纪念的有国共两党将领和战士、基层民兵，更有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无名烈士。

走进展厅，你无法不感动。

73岁的张基祥12年搜集98通英烈碑

73岁的张基祥清瘦矮小。在他出生前二十年，老家河南大旱，没有收成，他的爷爷、奶奶带着七个儿子、两个女儿从河南林县逃难来到辽县。当初周围村的人是结伴向太行山寻找生机的，大家边走边散，在上党山区至今有一个千余户的“林移村”，据传，全村都是从林县逃难上来的。而张基祥最后定居的左权县南峧沟村，百分之八十是河南难民。

张基祥1946年出生，在左权县桐峪镇读初中的时候，学校清明节组织去村外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扫墓，那时他懂得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的血换来的。

当年那通“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七日为纪念抗战建国三周年献给英勇抗日阵亡将士而立的。此次它的碑文被拓制展览了出来，碑文写道：

倭奴肆虐侵我国疆

据我沪宁夺我汉阳

维我健儿振臂怒张

杀身成仁泰山昭彰

马革裹尸百世流芳

头断血流民族不亡

黄河之阴太行之阳

奇勳炳彪与日争光

正是这样的情操鼓舞着少年张基祥刻苦学习。1963年，17岁的他以全县前一百名的成绩被平定师范录取，毕业返乡后在乡村教书，又从事宣传工作多年。

2005年，已经退休的张基祥偶然在长城村发现两块纪念抗日英雄刘元龙的英烈碑，但因保护不当，碑上的不少字迹已经消失。从2007年起，他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几乎跑遍村村寨寨，寻找英烈碑。他的愿望是，将这些碑上的文字一一抄录下来，永久保存。

在左权县境内，张基祥找到的英烈碑一共58处98通，除了左权烈士园15通、十字岭10通比较集中外，其他73通散落各村。但这绝对不是全部。

那时，他了解到泽城村曾有英烈碑，可是去了两趟，遍访村民、干部，也无人知晓准确位置。后来拉上一位曾在乡政府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才在地堰边找到一通，而后又在河滩发现半块。附近的村民正在用石块扎根基，张基祥跑去一看，有半块石碑被当成基石用了，赶紧抢救出来，与河滩上发现的残碑拼在一起，是一通完整的英烈碑。

这两块碑，一块由“冀南银行分行工商管理局全体立”，是赵永富墓碑。碑文有记：赵永富，甘肃省文县尖山乡柏嘴村人，1934年入伍，1937年任商店保管，1945年6月牺牲于泽城村。

另一块是郭昌祥墓碑，由“总直原队全体同志立”。碑文有记：郭昌祥，江西瑞金人，1934年入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集总运输员、保管员、出纳员及太冀五分店副经理等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3月反扫荡时，敌人逼近他身边，他临危不惧，将私人物件尽弃，而携带的八万元公款毫发未损。郭昌祥因积劳成疾，1945年7月逝世，享年42岁。

还有一件遗憾的事情。张基祥听说某村有英烈碑，跑去查看，确实有。等又想重新看下这块碑时，发现不见了。四处打听，村民告诉他，那块碑太旧了，不好了，村里盖学校，要立碑，就把那块旧碑上的字磨掉，重新刻了捐款人的名字，旧物利用了！

张基祥搜集的98通英烈碑，详细地收入了他和皇甫建伟联合编著的《碧血辽县》一书中。这本书2010年8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才为人所知。笔者采访他，他说：“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走近英烈碑的姜杉，除了“心疼”还是“心疼”

张基祥的《碧血辽县》出版一个月后，《三晋石刻大全 晋中市左权县卷》出版，收入英烈碑61通，拓制并注解这些英烈碑的是左权县文物局姜杉团队。

姜杉也不是世代的左权人，1963年出生在云南西双版纳。1977年，14岁的姜杉随转业的父亲来到左权县定居生活，从此成了左权人。1983年，姜杉参加了工作。1994年重新选择职业，他被安排进左权县文物管理所。

笔者在左权县文物局、国保单位——元代文庙大成殿前见到了姜杉。姜杉说：“我刚进入文物系统时虽然已经31岁了，但是依旧非常盲目，根本不知道文物有什么价值。那会儿，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入行两年之后，姜杉有幸接触了几处古墓。从墓里挖出来很多东西，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经过咨询专家得知，其中一处是北齐贵族大墓，出土的东西是彩陶俑。

当时县里没有一个是学文物相关专业的，上面要求成立“文管所”，姜杉就拉了几个人成立了。大家没有发掘古墓的经验，更缺乏相关常识。而县里建设步伐快，随之发现的文物也不少，只能由姜杉这几个人来干。他感慨地说：“遗憾，终身遗憾啊！1400多年没人动过的北齐贵族大墓，我就是凭力气去挖的，很多文物被铲成一截一截了……”

2006年，在自己工作的文庙大成殿东侧，发现了一块“重修文庙碑记”古碑，为金代遗物，撰写碑文的是辽州刺史赵扬。可是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的一通古碑，居然在旧城改造过程中被施工队当成垃圾扔了。姜杉感到特别遗憾。

为了不再遗憾，姜杉开始自学《中国通史》，背年号。

2008年，姜杉和县里的有关领导到晋中市接受了编写《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的任务。当时，姜杉关于拓碑的相关知识，都是他之前陪同上级来的专家在左权县拓碑时看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偷学”。

因为县里没有更好的专家，仅有一点相关见闻的姜杉就成了《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的主力，由他组队开始古石刻的拓制工作。

比拓制还要困难的，是对古碑上文字的解读。姜杉说：“我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仅仅是个中专毕业生，还是理科。翻译古碑上的文字，起初感觉比登天还难，这是搞古汉语的专业活儿。”

但是县里没有别人，就只能姜杉来干，他很无奈。他和助手曹小二把文字全部抄下来，先把繁体字翻译成简体字，再去找资料，点逗，辨识，一点一点梳理清楚碑文的意思。姜杉说：“花了天大的力气，翻阅大量的资料，走路都是‘之乎者也’。遇有异体字、自创字，那愁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姜杉按时完成了任务。

姜杉的父亲是位军人，所以姜杉自幼对军人就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因此左权的红色文化也自然而然地将姜杉吸引住。

在参与文物考察时，姜杉就在很多村庄的村口或路边见过大量的英烈碑，都是村民为牺牲在村里的烈士立的碑，牺牲的人可能是村里人，也可能是外地人。那时，他只考虑过碑的摆放位置是否有利于文物保护。

让姜杉感到震撼的是杨家庄村挖出来的三块简陋的石碑，碑上的文字只记载了死难者的籍贯、姓名和牺牲时间，但深入下去才知道，这里曾是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这些英雄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在军火试用或制造的过程中殉职了。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每一块碑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动容的历史信息。

2015年，姜杉有机会专门研究和拓制英烈碑。当他真正向英烈碑走近的时候，除了“心疼”还是“心疼”。他在温城村找到的一通“五烈士碑”，躺在茅草间很多年了，村里的一位老太太恳切地说：“快想办法保护一下吧！毕竟写的是英雄的名字，不要这样埋没了！”

这些英烈碑起初竖立在村里，一般都是显要的地方。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村庄逐渐荒凉了，英烈碑也就没人管了。半坡村的情况也一样，英烈碑在路边扔着，无人问津。

姜杉在马厩村看到两块碑，一块是“宋连芝之母墓”碑，一块是“张义侠之墓”碑。前者立于1937年，后者立于1938年。宋连芝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带着母亲来太行前线抗战，母亲病故了，安葬于此。宋连芝以后如何了？为什么这里成了一座孤坟？而张义侠是陕西长安县人，一二九师的将军，他有家人吗？这些疑问徘徊在姜杉的脑中。

“这类碑在左权县境内数量大，应该有100多通。除了为八路军将领、战士、民兵立的碑，还有为抗日军人的家属立的碑。比如有一块是为赵登禹之妻李玉芳立的墓碑。”

赵登禹，山东菏泽人，其妻李玉芳是甘肃人。他们1928年在郑州结为连理。生子后，年仅20岁的李玉芳病逝。通情达理的李玉芳曾对赵登禹说：“值此内乱外侮频仍之际，军人宜尽保国卫民之天职……惟功在国家德被生民，方为不朽之业，愿夫好自为之。”

1931年10月，赵登禹带着李玉芳遗体进驻辽县，不久在小会村东岭购地安葬了夫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赵登禹作为指挥官战死疆场，年仅39岁。他实现了夫人叮嘱的“惟功在国家德被生民，方为不朽之业”。

1942年5月25日，在太行山十字岭突围的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当年9月18日，辽县易名为左权县。到了1945年，北平以一条路——“赵登禹路”纪念英烈。2009年，“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国民党抗日名将赵登禹和共产党抗日名将左权均在列。赵登禹为“第一位抗日战死师长”；左权为“杰出的军事家”。

考虑到李玉芳不是直接的英烈，因此“李夫人墓碑”未收入本次展览。在《太行英烈碑拓片展》中，左权将军的碑很多，其中朱德的一首诗最为有名：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姜杉团队的拓片唤醒了英烈碑，在他寻找展出机会时，巧遇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业务总监弓宇杰。弓宇杰在岳父、老专家毛上虎等各路前辈、朋友的帮助下，把英烈碑拓片布置成了展览并奉献于公众面前。弓宇杰说：“做这个公益活动非常有意义，因为在我心里，每块英烈碑都是一支永远燃烧着的红烛，是无数英雄的生命对新中国的无声祝福。”

供图/邢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