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明王朝建立以后，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就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边重镇，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属于陕西管辖，总计兵力20余万人，马10万余匹。

九边重镇

为维持规模如此巨大的边防驻军，后勤供应就成为军国大计，然而，明帝国财政不堪重负，难以支持。现实的困难让政府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食盐开中"，就是允许商民向边关运输粮草以换取食盐经销的盐引。

明长城

关中自古就是天府之国，八百里秦川号为陆海。平畴沃野，农产阜盛，作为全国粮仓的陕西，在"中盐利厚"的刺激下，三秦商民抓住机遇，趁势而起，纷纷积粟千担，向边关运粮换引，走上输粮换引的经商之路。

关中平原，右边是秦岭

如当时延绥镇定边营下，驻扎有一个1084名军人，347匹战马的"柳树涧"军堡，这个军营的粮草全由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供应，他动员同乡路家、李家与王家，"粮食动辄千万石""草千万斤"，以四家之力，供应一个军营，由此造就了"富平北乡四大富户"。

陕北的富户

相比于东南沿海的商人群体，陕商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主要靠的是自身物产的蓄积，加上"食盐开中"政策的支持，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地方商人集团。明代文人张翰《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对陕商兴起的地域特征有着清晰的描述，他讲到：

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号为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若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梁、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戍之绝塞矣。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则贾人所聚也。

据西北大学李刚教授的研究，在明洪武、永乐年间，陕商每向边镇驻军输送30斤粮食，就可以换得一个盐引，而且换得的还是盐利最厚的淮扬"盐引"。由此，陕西商人东出潼关，"腰缠十万下扬州"，纷纷踏上这片江南繁华之地，以求赚得第一桶金。

西安城芦荡巷"陕商历史博物馆"（姚家大院）

明代中叶，在扬州从事盐业贸易的陕西商人多达500多人，他们团结一道，居住在扬州最繁华的下关一带，成为明代中后期淮扬盐场规模最大的盐业资本集团。许多陕西商人因输粮换引成为"实居扬州"的大盐商，如三原之梁、泾阳之张、西安之申、临潼之张，都名重一时，势力远超同期的晋商和徽商。有一首《扬州竹枝词》说的好：

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

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

这里的西商主要就是指扬州的陕西盐商。除了投资淮盐，陕商还贩运江南的布匹，由此开辟了出入潼关、"南布北运"的物流大动脉。这些来自关中的陕西布商，在苏州、常州的棉织业市场上长袖善舞，位尊王侯，腰缠万贯，每次贩运"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渭北的财东就是有名的陕西布商，他的布店设在三原，由江南运来的布匹都在三原交割、核算、改卷、整染，然后再发往西北各地，三原也就成为西部布业的中心。

陕商们头戴瓜皮帽，身披钱褡子，多财善贾，在江南赚得钵满盆满。然而，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明末清初，徽商在江南的势力迅速崛起，晋商也开始对陕商构成威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陕商在江南的势力迅速衰败，最后只剩下十几家惨淡经营。面对危机，何去何从？是继续留恋江南的风花雪月，还是审时度势、开拓市场、艰难图存？这成为清初陕商不得不思考的战略问题。令人惊奇的是，陕商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扬长避短，再次走出潼关，前往四川，去开创另一片天地！

四川经过明末张献忠屠蜀的战火，人口百不存一，满目疮痍。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由此形成"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在此过程中，陕商抓住移民入川的市场先机，利用清政府对川盐实行"招商认引"的政策，投身于川盐贩运行业。同时，采用"借地入股"的方式，投资自贡盐场的井盐生产，以致当时自贡井盐资本中陕商占到十之七八，一跃成为左右四川井盐业的大型盐商集团。自贡陕西盐商捐款修建的西秦会馆，不仅仿照阿房宫的建筑风格，还依照地形将会馆结构设计成船型，寓意是将四川的银子运完才罢休，充分显示了陕商在自贡盐业经营中的实力与气魄。

明清数百年的时间里，除去投资盐业与布业，陕商还基本上垄断了中国西部的边茶贸易。在西北，为适合陇藏高原西北游牧民族的口味，陕西茶商把湖南红茶运到泾阳制作成茶砖，然后再往西北贩运。泾阳"马合盛"马家以贩运茶叶起家，仅运茶的骆驼就有千匹以上。泾阳"裕兴重"的东家安吴寡妇财力雄厚，因向"两宫西狩"时捐银甚多，还被慈禧太后认作是干女儿。在西南，陕商把川北茶叶运到康定，再贩运到川边与藏区，每年交易额都达到千万斤以上。至今四川康定还流传着"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的民谣。

作为兴盛数百年的内陆商帮，陕商从厚重的黄土地上崛起，走出潼关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的身上流淌着黄土地的血液，也无法割舍来自故乡的血肉联系。大多数的陕西商人在外地发家致富以后，总要选择回到这片养育多年的黄土地。

泾阳三原陕商"周家大院"

"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张口兽琉璃瓦高房大厦"，回家盖个宽敞明亮、光宗耀祖的大房子，是这些"陕西楞娃"衣锦还乡后的第一件事。泾阳布商周梅村在江南从事贩布生意，一次就赚得36万两银子，后一口气盖了五进大院17座，号称"周家大院"。韩城的王庄党家，在外开商铺致富，返乡后更是一口气盖了120座四合院，每个院子造价7000两银子，总计投资350万两。渭南西塬的贺家，把老家贺家洼九条巷子都盖满了，俗称为"九龙贺家"。

更多的陕商带回来的大量商业资本，要么投资土地，要么窖藏起来，乐于当个土财主。如大荔八女井李家，在外经营盐井、布店发家后，在八女井购买土地近万亩，家藏万金。晚清陕甘回民起义的时候，清军将领多隆多从李家的一个地窖里就挖出白银1000余万两。渭南孝义镇的赵家，一次从四川运回的银子，挑银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长。从此以后，当地就留下了一句民谣："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明清时期陕商力农致富，走出潼关，走向全国，最终又通过购买土地和窖藏白银回到乡村，大量的商业利润回归故乡，最终在奢侈性消费中消耗殆尽，最终斩断了陕商向工商业投资的道路。这样一个怪圈，不仅反映了他们"以末尽财、以本守之"的保守心态，也是内陆商帮无法向近代商人转型的最终原因。当我们回味当年陕商怀揣发家致富的理想，走出潼关，不辞艰辛，万里投荒的创业精神，也要看到他们最终无法走出黄土地，回归乡村的小农意识。

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出入潼关，展示的是明清陕商的开拓精神，而回归乡土，则是内陆商人背向海洋的百年迷茫。我们期待着，在新的世纪，当代陕商们既能传承明清陕商的开拓精神，又能超越传统乡土意识的局限，去书写当代中国商业史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