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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丞相尸骨未寒，蜀军向成都撤退过程中，便爆发了前将军魏延与长史杨仪之间的内讧，魏延众叛亲离，被杀。

魏延被定性为“叛逆”，有杨仪的表文，还有侍中董允和相府长史蒋琬对魏延的不信任——“琬、允咸保仪疑延”（《三国志·魏延传》），于是后主刘禅命令蒋琬率领“宿卫诸营”北上讨逆。

包括《三国志》作者陈寿、史学大家吕思勉在内的很多学者为魏延辩诬，认为他没有谋反，只是与杨仪的个人恩怨。

其实，魏延内讧事件扑朔迷离，争论的重点偏向“魏延是否被冤杀”，而事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和影响仍需要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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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延传》记录了诸葛亮病逝前在魏延缺席的情况下发布的撤退命令：“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

显然，诸葛亮已经预料到魏延很可能不服从命令，而魏延接到这个命令后的态度证明了诸葛丞相的判断。

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魏延冠冕堂皇的所谓不“废天下之事”，其实是给自己取代诸葛亮、做蜀军最高统帅找“天命”的理由，而且当时便抗命不从，理由竟然是不愿给杨仪断后。

此时的魏延已经把自己凌驾于杨仪、费祎、姜维等人之上了！这与魏延在诸葛亮生前便目空一切、功高震主的表现是一致的。

《三国志·魏延传》还挑明了蜀汉朝野对魏延的态度：

“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除了杨仪，没人敢与魏延争锋。

“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舆论猜测魏延日后会取代诸葛亮，魏延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而这一切都逃不过诸葛亮明察秋毫的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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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描写魏延脑后有反骨，并没有史实依据。但事实上，诸葛亮对魏延的防范应该与小说一脉相承。

原因很简单，后汉、三国时期是“武人政治”甚嚣尘上的沧桑百年。从董卓进京到李傕、郭汜犯长安，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司马家族篡魏，军阀割据的时代，强人横行，武力当道。

董昭劝说曹操晋升魏公、魏王时一语中的：“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三国志·董昭传》）吕思勉评价说，“此乃明白晓畅之言，势之所迫。”（《吕思勉说三国》）

显然，时局随着军阀、权臣地位的强弱而发生变化。魏国、吴国的政治领域充斥着以武人为代表的权臣与中央政府的纷争、对抗，甚至改弦更张、另立门户。

曹家篡汉、司马氏篡魏都是武人政治的极端体现。

就连诸葛丞相本人接受刘备托孤重任时，也被昭烈皇帝多了一句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诸葛亮传》）

在那个战乱纷扰的年月，诸葛亮的实力和地位堪比曹丕、司马昭，作为强权人物篡夺蜀汉的基业似乎也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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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没有篡位的举动，却要防止内部的强人取而代之。

在去世前，他指定了蒋琬、费祎、姜维顺序接班，却并未把“勇略”过人的魏延作为权力的继承者，正说明诸葛亮担心魏延的嚣张、跋扈会演化为篡夺蜀汉的戾气，至少会制造矛盾、引发内乱。

另外，可以推断，病入膏肓的诸葛亮意识到，自己的离世将宣告蜀国兴复汉室、一统天下的梦想彻底破灭，蜀汉只能割据一方、但求自保。

因此，延续蜀汉的霸业需要忠臣，而不是权臣。而握有重兵、自命不凡的魏延，此时对于蜀汉而言，更大程度上是个潜在威胁。

再有，政治敏感度极高的诸葛亮，在处理权力更迭的问题时尤为谨慎、周全。

在《三国志·刘封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

在关羽兵败失去荆州、孟达投降丢掉东三郡的问题上，作为刘备义子的刘封，固然犯了严重错误，但罪不至死。而诸葛亮的眼光已经投射到未来，刘封会不会成为刘禅（嫡子）继承皇位的绊脚石、从而造成内乱呢？

从史书上看，并没有刘封反叛的证据或迹象，也许完全是诸葛亮一厢情愿、甚至子虚乌有的猜想。但出于刘氏集团长远利益的考量，诸葛亮宁信其有，并抓住这个节点进言杀掉了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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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我设想诸葛亮在临死前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和规划——

诸葛亮没有在军前斩杀魏延，主要是担心自乱阵脚，被魏军突袭，损失蜀军主力部队。

他在魏延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布撤退，巧妙地利用杨仪与魏延之间的矛盾，借杨仪之口向朝廷发出魏延谋反的信号。

朝野上下本来对魏延就心存不满，一定会相信他的“大逆不道”，并派兵剿灭。

诸葛亮正应了《吕思勉说三国》中的结论：

谁能驾驭武人，谁反被武人牵着走，这是时局变动之际，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的试金石。

诸葛丞相将魏延控制于股掌之间。充分利用魏延的骁勇为蜀汉冲锋陷阵，巩固割据地位；之后，为保证政局的平稳，又用计离间魏延，借刀杀人，除掉蜀汉的潜在威胁。

而事实上，魏延在诸葛亮去世后的不可一世证明了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他在逃往汉中时的慌乱和狼狈说明了自己能力上的缺陷。

魏延最好的定位是军事将领，而不是三军统帅，也就是说，魏延在蜀国兴风作浪、染指最高权力的可能性很小。

但诸葛亮却要求自己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做到万无一失，不给后主刘禅留下隐患。魏延之死看似冤案，实则是诸葛亮从战略出发的主动舍弃，确保了此后二十九年间蜀汉政局的稳定，与吴、魏两国同时期此起彼伏的内患形成了鲜明对比。

* 相关史料引自：

《吕思勉说三国》吕思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三国志》陈寿撰裴松之注崇文书局2010年3月第1版

作者简介：赵刚（Andrew）

国际教育知名观察员，北京城市广播特聘教育专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获评网易号“2018态度风云榜年度耕耘作者”、腾讯教育“2017年度最具价值自媒体”、搜狐“2016年度留学类自媒体人”，撰写出版《留学的逻辑》《到英国去》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