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宗同文的中日两国，在近代为何背道而驰？或许人们将原因归为明治维新。

汉阳铁厂遗址

为何与之同时发生的“洋务运动”却没有让中国走上全新发展的快车道呢？毫无疑问是所谓制度问题。一个竭力去除封建残余的日本，与一个尽力维持封建统治的中国，虽然都在进行着工业化的改革，但是结果却早已判定。对比日本商人涩泽荣一和中国商人张謇两位近代企业家，更能让我们体会这一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纺织工厂图

涩泽荣一是日本的传奇人物。早年积极反抗幕府统治，却成为幕府的要员家臣。不过两年的欧洲的游历学习，让涩泽荣一完成了从封建武士向拥有近代思想者的转变。在担任明治政府高官，为明治维新立下赫赫功绩后毅然弃官从商，开始创建日本近代化企业。在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日本，在“官本位思想”浓重的东方古国，选择弃官从商需要足够的勇气。弃官从商的涩泽荣一，在商场上如鱼得水，按照西方模式先后创办了500余家企业，涵盖了日本当时重要的工业部门。后世为他冠以“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等等头衔。涩泽荣一的传奇，却让我们对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境遇摇头叹息，这个人就是张謇。与涩泽荣一的弃官从商有相似之处，张謇也经历了清廷状元到企业主的转变。但是，面对近代中国政局败坏，怀有“实业救国”愿望的张謇却无所作为。虽然，张謇先后创建30余家企业，但是企业规模有限，产业机构局限于轻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之后，张謇创办企业在各种势力的打压下被无情的吞噬，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实业之父”，更无法帮助中国摆脱危机。

涩泽荣一

我们不得不为中国商人感慨，同样的自然经济，同样的封建古国，为什么中日企业家的境遇却如此不同？探寻历史，冷冰冰的历史也许会让我们重新认识中日之间的差异。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江户的大米市场化率达到30%以上，这样的数据在自然经济时代绝对是惊人的。反观中国，大米的市场化率不足10%，虽然中国的粮食产量要远远高于日本。这是中国历代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结果，小农经济几乎扼杀了中国走向商品经济的道路。虽然，在中国江南有着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是这种被动的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购买体系的商品经济更不无法撼动牢固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于是，当日本出现“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局面时，中国的商人们还得面对官老爷们唯唯诺诺，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这与两国的执政者的策略有很大关系。作为日本实际统治者的幕府将军，希望利用商人的“奸猾”耗尽诸侯的财力。而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皇帝，则希望借用一切手段遏制商人的发展，于是明代有滥发“盐引”，晚清有收取“厘金”。

张謇

我们不得不感叹，日本封建势力的内讧，让他们无法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但是这却为为日本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土壤，这是日本自然经济的不幸，却是日本近代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幸运。中国封建国家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让中国商品经济发展难寻一丝空间，这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幸运，却是中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的不幸。所以，我们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强盛，却也只能羡慕日本近代的崛起。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进行着改革，为了剔除那些不符合中国发展的文化干扰，更为了清除我们思想中或多或少的那种封建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