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皇五年（583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开展“大索”，核查户口。“大索”即人口普查。规定：”大功（堂兄弟辈）以下均析籍，各为户头。”结果令狐熙所在沧州，索得一万户。乞伏慧之曹州，索得数万户。关东其他州索得户虽较少，但已与实际相差无几，国家财政税收大为改观。

《隋书》载：“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户口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

隋开皇年间的“大索”主要针对北齐故地。从北魏时期起，征收赋税便以“户”为单位，世人多以“数十家为一户”以求冒漏。实行租调制后，虽然改以“一夫一妇”为交纳租调的单位，但民间仍“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想方设法逃避税役。

隋文帝 杨坚

隋大业五年（609年）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索”。当时承平日久，禁网疏阔，不仅户口多漏，还有人诈老诈小，以避赋役。因为当时规定，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六十为“老”。只有“丁”才纳赋服役。这样，人们为避赋役，自然要谎报年龄，冒老充小。

《隋书·食货志》载：“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古代没有出生登记制度，无法查验个人真实年龄。面对此种情况，隋文帝下令，“大索”同时“貌阅”，所谓“貌阅”即在档案中注明某人的相貌特征，并定期进行验名正身。规定一人不实，里正和党长（一百二十五家设一党长）流徙远方，鼓励民户互相检举，民纠得一丁，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最终，索得隐瞒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得“丁口”(纳税人)四十四万三千，确保了国家拥有足够可纳赋服役的人丁。

《资治通鉴音注》载：“凡民间课输，皆籍(登记)其数，使州县长吏不得以走弄出没。”

隋朝在“大索貌阅”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又配合以施以“输籍定样”政策。所谓“输籍”即由政府统一执行征赋登记。“定样”是指确定标准的征赋簿账范本。

随国公

隋开皇五年，文帝采纳宰相高颎建议，实行“输籍定样”政策，并派遣大使“检括”户口。因为没有准确的簿账，难以进行税收查对工作。最初起因于士族地主隐庇大量无地或少地农户，尽管当时民间有纳赋簿账，但地方官吏可以随意徇私舞弊，以致每年征赋，所见纳赋簿账上尽是特许免赋的标记。还有的农民为了逃避政府繁重的赋税徭役干脆隐瞒户口。所有这些现象都严重影响了隋朝中央集权，致使国家难以正常开展赋税徭役。

《通典》载：“设轻税之法，浮客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输籍定样”规定由中央制作格式统一的征赋簿账范本，颁布于全国各州，再由州颁布所属各县。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视辖区，将临近的五党或三党（一党一百家）组为一团，根据范本决定征赋的户等。由于隋朝积极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政策，使“奸无所容”，中央从豪强地主手中夺回了大批纳税户。

隋文帝 独孤皇后

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之法。以上措施不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还打击了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减轻了民众的赋税负担，可谓一举三得。但遗憾的是，隋朝在授田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执意施行均田制，并尽可能多的将百姓编入户籍，以此增加赋税，多加派徭役。由此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怨鼎沸亦是必然，为隋朝的短祚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