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时期，华夏族群内部动荡不安。经历了尧禅舜、舜禅禹等一系列权力接替之后，到了大禹时期，局势终于渐渐稳固下来。

大禹所在的有崇氏部落，在帝舜时期经过鲧、禹两代人的努力，治理和疏通了黄河流域泛滥的洪水，极大的提高了自身的威望。到了大禹成为华夏共主之后，已经能够肆意诛杀没按期限到达会稽庆功大会的防风氏首领了，可见此时的大禹权势威望之高。大禹去世之前，曾指派年老的皋陶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等到皋陶早一步去世之后，又决定将皋陶之子伯益作为储君。

等到大禹去世之后，实力强大的伯益却效仿帝舜和帝禹受禅时的做法，谦让起来，史称“伯益让国”。但另有一种说法，是说伯益曾率军讨伐已经统领了众多方国部落的夏启，只是最终战败了。甚至就连伯益自己的某个儿子统领着方国——葛国也站在了夏启的一边。不论是哪种说法，总之最终夏启子承父业，掌握了华夏共主的权柄。

然而夏启即位之初，氏族部落势力依旧强大，西边的有扈氏部落地处边陲，经过了长期发展之后，于此时发展壮大，并在夏启和伯益的战争结束之后，成为威胁夏启和夏后氏部落的重要存在。双方为此爆发了甘之战，经过几番拉锯和互有胜负之后，夏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在剪除了伯益、有扈氏等威胁之后，夏启的权势如日中天，比其父大禹还要鼎盛。为了巩固夏后氏王权，进一步确立王位世袭制度，他在都城阳翟召集各地方国和部落的首领，举行一次大型祭祀和会盟活动，完全确立了夏启的天下共主地位，史称“钧台之享”。

钧台之享后，夏启的王权凌驾于原始氏族制度的共治权力之上，随即开始对各部落的财富和权力进行聚拢，开始了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生活，夏朝统治基础开始动摇。与此同时，夏启的儿子们的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动摇了夏朝统治。

夏启有五个儿子，分别是仲康，太康，元康，伯康和武观。其中继位概率最大的太康不修德行，而五子武观却是个儒雅沉浸并且野心勃勃之人。当夏启晚年沉迷于享乐，对夏朝的掌控力越来越弱之时，王子之间的权力争斗也越来越激烈。最终五子武观买通祭司，意图借祭司的话语构陷太康，但被彭伯（伯爵彭国的诸侯国君）察觉，并禀报给了夏启。审讯之下祭司供出了武观，迫使武观遭到流放。武观被流放之后心怀不满，于是在西河发动叛乱，史称“武观之乱”。

叛乱打了三年之久，夏启的儿子元康，伯康相继被杀。武观的军队甚至一度抵近夏朝都城，所幸有彭伯出征，最终将武观的叛乱平息。武观战败投降之后不久，夏启就病死了。此时太康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王位，然而他不仅未能安抚夏启后期已经出现的社会矛盾和武观之乱后的局势，反而如同夏启晚年一样，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最终外部四夷皆背叛了夏朝，而夏朝内部同样矛盾重重。这些引发了东方有穷氏的注意，并趁太康一次外出狩猎数月不归的机会，出兵掌握了夏朝的政权，史称“太康失国”。

武观之乱和太康失国沉重的打击了夏朝的统治，甚至就连王位都被别人攫取，直至几十年后的少康才重新复国夏朝，并迎来了少康中兴。

可以说不论是武观之乱还是太康失国，均与夏启有着很大的关系。夏启晚年的怠政奢靡，导致诸王子之间有了争权夺利的操作空间。武观构陷太康的原因在于看不惯太康等几位哥哥的无能，而与祭司勾结事泄之后，夏启仅仅将他外放西河，浑然没有考虑后果，最终在确立夏朝继承权之时，武观正式叛变。武观叛变开创了华夏王子争斗的先河，也是夏启失德的表现。然而等到太康继位之后，不仅不思吸取教训，反而将夏启晚年的骄奢淫逸全都学了过去，几乎彻底放手朝政，最终引发失国之祸。

综上所述，夏启的前半生经历了伯益让国、甘之战和钧台之享，在大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王权的威望。然而正是这种独尊的权势，促使其晚年陷入了享乐和殆政的漩涡，并深刻影响了自己的儿子们，引发了武观之乱和太康失国。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苗”并论，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可见武观之乱和甘之战，这两个夏启年间发生的事情，对夏朝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