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名臣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改革家。

在经济改革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 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源泉，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财富的源泉 ，正因为强调工商富国，所以站在国家的立场，桑弘羊极力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由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所定制的各项经济措施，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桑弘羊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汉武帝平定内乱、巩固统治后全面展开。

事实上，西汉的商业发展是相对比较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尽管汉高祖制定了各种抑商的法令，但在汉初仍有许多容易致富的行业。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与盐铁专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政治需要。

真正的杀手锏是算缗。

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

但是算缗法颁布后，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根本没几个人人申报财产。

汉武帝无奈，只好又颁布了告缗令。告缗，就是举报隐瞒财产。告缗令，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当时的“红色资本家”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不过肯定的是，卜式被和谐了。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思想都有着难以否定的积极作用。虽然商业不能直接创作财富，但它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却可以带动和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有助于”创造财富，而且商业利润的垄断，对国家来说即等于“创造”了财富。

在中国历史上，桑弘羊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历史人物。作为著名的理财家，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秉持工商富国思想，极力主张和践行工商官营，主持或参与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制度，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和许改革家一样，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同样是是骂声一片，甚至最后被杀。但他的财政措施依然被继续推行。到了成哀时期，随着官营垄断政策的控制逐渐松弛，对桑弘羊及其理财措施的评价越来越趋于完全否定。 桑弘羊之所以受到许多谴责，在于他的理财措施极大损害了贵族官僚和商贾的利益。他的许多政策不仅在西汉中期垄断了工商业经营，堵塞了许多人的财路，由于他为后世树立了“言利”的榜样，其理财措施也被历代王朝纷纷效仿，因而招致后人责难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与森林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这些不安定因素，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比如明朝中后期的部分财团被抄家斩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他们勾结倭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