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关于知识分子议题的著作是由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所书写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那本书最初写于1927年，一战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心理创伤还没有愈合，班达就这种情势抛出了他的这颗精神原子弹，毫不留情的抨击在一战中许多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使知识分子的形象颜面扫地。二战后，即1946年，班达重新修订出版了他的这本书，并在序言中陈述说，他更加坚信了他的论点，以捍卫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在班达的眼中，知识分子应该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人，他们构成了人类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他们所维护和支持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标准，正如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扉页上引用的诗句所言：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数十年后，我在斗室里读到了法国的两位历史学家米歇尔·莱马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编著的《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的时候，又想到了朱利安·班达和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如果单从题材的关注上看，虽然都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的议题，但是两本书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知识分子的背叛》侧重一种道德激情的书写，全书洋溢着对知识分子的激愤和厌恶之情，猛烈抨击了放弃职守和妥协于利益之前的知识分子。而对于《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而言，更多侧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书写知识分子史。但是不知怎地，在阅读这本有些枯燥乏味的《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的时候，班达的声音不时的从脑海中冒出来。我得承认，班达那种具有个性化的声音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他对于知识分子超验世界的向往和坚守让我十分的神往。班达虽然主要论述知识分子的背叛的议题，但是在他的书中同样提到了那些令他敬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远古的苏格拉底和耶稣，现代的伏尔泰和斯宾诺莎，这些象征性的人物，他们的特征就是坚决远离对现实的关注，如果非要详细的限定“现实”这个词汇的话，那就是远离对政治的关注。

但是好像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远离班达所叙述的语境。现在的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安逸轻盈的生活环境之中，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政治的丑陋远远没有现实的利益重要，现在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利益。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的划分在此显示出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的知识分子根据在现今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知识分子，例如教师、教士和行政官吏等，他们世世代代的从事相同的工作；另外一种则是有机知识分子，这类人包括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文化的组织者和法律系统的工作者等等。很明显，现今社会中有机的知识分子占了大多数，他们主动参与社会，努力改变大众的心意，引领大众生活消费的方向，为市场而存在。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而言，有机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则时刻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划分，相对于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划分是比较接近现实的变化的。尤其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加速，各种新兴的行业的发展，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预示了我们生活的演变。而同样，从班达的知识分子形象到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形象的转变也同时意味着知识分子观念的演变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的编撰过程就是一部知识分子观念的演变史。

读《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的过程并不是一个轻松愉悦的过程。实际上，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时的会返过来重新查看一些观点来和刚发现的论题来相互印证。这其实就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采用了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以法国的知识分子的发展史作为参照，首先横向进行知识分子国别史的书写，然后具体而微的涉及到知识分子相关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在“圆桌会议”上汇合：用一种多角度多重视角的交叉眼光审视知识分子的历史和历史编纂学。根据这种书写的理念，全书自然的划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到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史的书写；第二部分涉及到知识分子与其相关领域如思想史、文学史等关系的梳理阐发；第三、四部分主要涉及知识分子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成果，比如在科学界、电影界、戏剧界、教育界等领域内的作用；最后一部分则是知识分子的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

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个疑问需要说明：为什么书写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需要把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作为参照？如果我说因为本书的两位都是法国的历史学家，而且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来自由两位编者在法国巴黎主持的“20世纪欧洲史中心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所以作为东道主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自然会受到重视。但是很显然，这种论点并不能让人信服。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法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性所致。众所周知的西方当代知识分子独立出现的标志是1894年的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中，作家左拉发表《我控诉》一文。在其中，左拉有言“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这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声音，第一次有了一个独立的身份，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其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则一直把左拉这种独特的声音继承了下来，代代的传承，一声声的延续。可以毫不夸大的说，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最悠久的，他们的声音也是最独特的，完全有资格作为世界知识分子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