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减水书生
图/来源网络
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同品味历史、感悟思辨。
公元8年，孺子婴禅让，王莽篡位而代汉建新。
皇帝王莽一上台，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王莽改革是一种全方位、立体式的改革，从政治到经济、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无所不纳。
但这些改革措施，只能冠以奇葩二字，所谓复古、所谓穿越、所谓奇幻，都不能超越王莽改革的想象力。
王莽改革都改了什么？
汉朝堂的大司马改称纳言、大理改称作士、太常改称秩宗、大鸿卢改称典乐、少府改称共工、水衡都尉改称予虞、光禄勋改称司中、太仆改称太御、卫尉改称太卫、执金吾改称奋武、中尉改称军正。
中央三公九卿，一个都不能放过，全部都得改。
中央改了，地方也得改。
所以，汉朝廷的郡太守改称太尹、都尉改称太尉，县令改称宰。
地方郡县之中，只要是朝廷命官，全部都得改。
改个名称，不叫改革，改革得往深里走。
于是，皇帝王莽还在中央新增了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同九卿。九卿以下，还新增了典兵、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
中央官职要新增，地方也得新增，所以州置牧副、部置监副，就在地方长官下增添副职。
王莽的奇葩改革，落实到实践上就是折腾，不折腾就不舒服。
但是，王莽的这种折腾可不是凭自己的想象，而是全有出处、必有依据。而出处和依据就是周代礼制和儒家典籍。
所以说，王莽的折腾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折腾。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官职名称要改，地方名称也要改，
刚当上皇帝，就把国都长安的名字给改成了常安，音不变但字变了。
改国都名称只是一个序幕，接下来就是全国范围内的改地名。
新莽疆域
在皇帝王莽的努力之下，中原帝国八成以上的郡和一半的县都改了名字。
所以，王莽登基之后，整个官吏系统都得忙起来，先把自己的官职名称给改了，得重制印绶，再把自己治下的郡县名称给改了，得重做路标。
权力有权力的规则，社会有社会的方式。
所以，王莽在官职和地名上在折腾，老百姓仅是徒增了麻烦，但经济改革就不一样了。
经济可是从上到下、从皇帝到百姓的全面影响。
但是，王莽就是要折腾所有人的。
于是，新莽王朝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开始“侵略如火”了，皇帝王莽要侵略所有人，发动对一切人的折腾战争。
先是改革根本经济制度，土地和奴婢。
土地收归国有，奴婢不得买卖。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
改名字一事，王莽是情有独钟的，以后凡是改革必改名称。
经济改革就得涉及到财富的重新分配，王莽的经济改革当然更要涉及财富重新分配，改个名字、产权国有、禁止买卖都只是序幕。
井田制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
行了，这基本就是“均贫富”了，每个男丁就一百亩地，一家八口男丁、超过900亩土地，那就把“余田”充公给乡党。
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可不是意味着什么禁止人口买卖。
如果把奴婢也看成一种职业，那王莽改革基本就相当于限制择业开除和自由流动了，奴婢们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善。
土地国有、禁卖奴婢，当然会强烈地触动豪强大族的利益。
触动了豪强大族的利益，就会招致激烈反对。
于是，王田和私属改革，持续了三年，便被废止了。公元11年，王莽下诏：
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尽管如此，王莽的经济折腾仍在愈演愈烈。
因为还有一个更要害的经济改革还在深刻推行着，那就是币制改革。
王莽对币制改革也是情有独钟的，而且一以贯之。从他没当上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折腾币制了，而当了皇帝的王莽就更是折腾无极限了。
当皇帝之前，王莽的币制改革是在通行的五铢钱之外增加了大钱（相当于五十个五铢钱）、契到（相当于五百个五铢钱）、错刀（相当于五千个五铢钱）。
当了皇帝的王莽，更是变本加厉，在位期间又再次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
第二次货币改革，废除五铢钱，让市场上就剩下重一铢的小钱和重十二铢的大钱。
第三次货币改革，是王莽币制改革的造极之作，已经超越了古今经济学家的可能想象。这次改革，王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货币体系，包括五类货币材料：龟甲、贝壳、金、银、铜；归之为六种类型货币：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和布货；细分为二十八中标准品类，也就是28品货币面值。
最后一次货币改革是对第三次“登峰造极”之作的一种修正，因为这些“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币，市场就根本不认，所以王莽也只能重新发行大钱和小钱，以稳定货币市场。
已经不需要列举币制改革可能引发的市场混乱了，因为货币已经混乱了，市场必混乱、百姓必无措。
设五均官，监督民间市场，给谷、布、帛、丝、绵进行“指导定价”，政府这就是要干预市场和社会的自由运行。
赊贷，百姓祭祀、丧葬以及经营工商业，可以向政府借贷。
六筦，垄断酒、盐、铁三类暴利行业，垄断货币铸造这个最暴利行业，收取山泽税，再加上五均赊贷，合称六筦。
所谓六筦，实际上就是对汉武帝时期的国家垄断经济的系统化和制度化。
实际上，王莽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税收的问题，政府得有钱。
为了让政府更有钱，敢想敢干的王莽，当然要加税。
于是，新莽王朝在公元17年出台奴婢税，规定每养一个奴婢，要向政府交纳3600钱。这个税负比汉武帝的算缗令要更为暴力。
但是，王莽在折腾，国家在动荡，人民要起义，于是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人祸又赶上了天灾，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饥荒。
这个时候别说收税、收钱了，就是不花钱都难，新莽王朝遭遇了财政危机。
那么怎么办？
反腐啊！老百姓没钱了，就是有钱也收不上来了，但是当官的还是有钱的，那些贪官污吏也是帝国税基啊。
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
那些当官的，被收走财富的80%，别说是反腐败，这就是明抢。
反腐，追求的目的得是吏治清正，但王莽反腐，却是为了钱。
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关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奸，而奸愈甚。
反腐败要轰轰烈烈，新莽王朝的反腐败更要轰轰烈烈，因为王莽最发愁的是无处可折腾。
于是，全国范围内反腐运动便拉开了序幕，吏告官、奴告主，社会秩序被搞乱了。所以说“冀以禁奸，而奸愈甚”。
改名匈奴，王莽的改名已经走出国门，给官员改了名、给郡县改了名，王莽还得给匈奴改名。
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
匈奴人会听吗？王莽这不是欺负人吗？
但是，匈奴人还真听了，真改了名字。因为王莽给钱了，有钱能就能使匈奴改名字。
王莽得偿所愿，他给天下改名字的伟大事业正在前行。
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
要都是改名字这样的小事儿，还都好说，但是王莽可是要折腾大事的。
他要发展“华夷之辨”，就是要卑蛮夷而贵华夏。
王莽一改昭宣以来的羁縻政策，非要把西域各国的国王改称侯，简单说就是你们都是中原帝国的诸侯，所以就不要称王了、封你们做公侯。
这就不是花钱的问题了，于是西域各国攻杀西域都护，使得中原帝国难以在继续控制西域。
非但西域不满意，西南夷也不满意，于是兴兵叛乱。
西北得打仗、西南也得打仗，但王莽没有汉武帝的武功，他除了改名字，当真不会打仗。对外打仗，外行；对内打仗，也是外行。
王莽改革，不胜枚举，全方位、立体化，都不足以概括皇帝王莽的各种折腾。
所以，这里只能择其要者。
我们不禁要问，王莽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一个有想象力的皇帝，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皇帝，所以就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天下万国，所以很奇葩。
并非如此。
王莽在“想象”着改革，但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想象”。
王莽的背后还有一众儒家官僚，皇帝王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集团在作战。
他的种种奇葩改革和奇葩政策，也都是有据可查、有章可循的。
而这些根据和典章，就是儒家经典。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是汉宣帝教育太子的一段话。
作为一个实干的皇帝，汉宣帝瞧不上儒家、更瞧不上周政。他认为儒家和周政都是忽悠人的，“使人眩于名实”，是做不了事情的，“何足委任”。
但是，儒家却越做越强了。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的发展就已经不是汉家皇帝所能控制的了。
儒家，成为一股暗流。
汉武帝重用儒生，所以儒家学者逐渐登上了执政朝堂。
学儒术就能当官，当官的儒家还得重用儒生当官，这便是一个正反馈回路。
这个回路会越来越强，所以儒家垄断政治就在所难免。
汉武帝首建太学，所以学习儒家经典将会更容易，也会有更多的人学习儒家。
西汉太学
随着太学的不断壮大，汉帝国便培养了更多的儒家学者和儒家官僚、
多到什么程度？
已经多到了不是所有儒家精英都能当官的程度。
于是，儒家学者不仅居于庙堂之高，而且还要处江湖之远。
起初，太学的规模很小，但逐渐扩大，到了汉昭帝时期就是每年培养100名太学生，汉宣帝时期每年培养200名太学生，汉元帝时期就是每年培养1000名，汉成帝时期是每年3000名，王莽时期更彪悍，直接破万，达10800人。
子曰：过犹不及，就是这样，某种思想理念变得太彪悍，它就会过犹不及。
庞大的学校系统
所以，很多看起来不正常的东西，就会出现。原因就是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在某种思想理念中都有出处，天下要按照理论去设计了。
但这种理论，究竟是对是错、是好是坏，谁也不知道。
成帝时期，天灾异象不断，于是丞相翟方进被烧死，因为天人感应，负责阴阳协调的丞相就得谢罪。
按照儒家理论说教，丞相会被烧死、以死谢罪。那继续发展下去，儒家理论说教就会烧到皇帝头上。
于是，公元8年，汉皇帝刘婴按照儒家经典的说教，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了王莽。
皇帝王莽的种种奇葩改革，都是儒家理论说教的实践，王莽不是凭空自己琢磨怎么样设计国家，而是在按照儒家经典去设计国家。
比如官制改革：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
比如礼乐改革：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其他诸如土地改革、币制改革以及外交改革，都是源自各种儒家经典的只言片语。
但是，在王莽及其一众儒家官僚眼中，这些只言片语就成了金科玉律。他们要按照这些金科玉律严格设计这个国家、这个天下。
王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一个人在奇葩。
还得说到汉武帝。
为了能打败匈奴，汉武帝已经进行了剧烈的国家改革。
比如，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实施了盐铁官营和货币垄断。
那么这个政策结果是什么呢？
老百姓可以种地、可以勉强生计，但却没有了发财的希望。
当然可以打仗当兵，跟秦制一样，立功封侯，但战争的风险指数太高，关键是武帝之后虽有战事，但已经大为减少了。
所以，普通人就没了出人头地和发财致富的希望。
没了希望，就会生出不满，虽然不至于造反，但会怨天尤人。
再如，为了加强皇帝权力，汉武帝设置了内朝，削弱丞相权力。
皇权加强，会有什么结果？
雄才君王，则天下无敌；弱智皇帝，则天下鱼肉。
但这都是极端情况。
一般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外戚做大。
而王莽就是一个外戚。
外戚们不用在三公九卿、郡守县令的体系里摸爬滚打了，他们只需要进入内朝就可以。
而且身为正常官僚体系的外朝，他们的意见也不再重要，仅是一群干活的人。
武帝为防外戚专权，都把太子的母亲宰了，但到头来就是没有防住。
中央是外戚掌权，而地方呢？
也没好到那里去。
汉帝国的察举制，汉武帝给加强了，这便造就了地方豪强。
所以，能进入官僚体系的，能出人头地的，能建功立业的，要么是外戚，要么是士族。
于是，社会阶层便只能固化。
如此形势之下，便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人心思变。
世界得变一变、国家得变一变，朝廷得变一变。
所以，王莽篡汉，没啥阻力；王莽改革，支持满满。
王莽，他的改革，能够得到整个时代的加持。
王莽改革，是奇葩。
王莽打仗，更是奇葩。
新汉昆阳之战，是新莽王朝各种奇葩的集中绽放。
为了剿灭南阳更始政权，莽新王朝组建了一支风流与嚣张兼备的42万莽军团。
朝堂三公，做领兵大元帅，这是一个豪华的前敌司令部。
州郡牧首，做大军部将，这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指挥体系。
六十三家兵法专家，做军师幕府，他们还带着图册兵书、前来助战。
这是一个最有知识的军师幕府。
府库珍宝，全都带上；珍奇猛兽，也要带上，莽军团可以用用钱砸死起义军，也可以用猛兽吓死起义军。
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
而打起来仗来，莽新军团更是嚣张。
任凭重镇南阳被起义军围着打，就是不去增援，而是在昆阳小城死磕到底。
昆阳城被打服了，已经举白旗投降了，结果呢？
莽军团的三公元帅们非让人家退回去守城，不许出来，等着我们攻进去、然后把你们城屠了。
光武帝刘秀也是一个书生，大军碾压，他不仅不跑，而且不知道从哪攒了万八千人到昆阳增援来了。
而且更彪悍的是：光武帝还要“鲁班丝血五杀、单挑敌方水晶”。
带了3000人挖地道，杀进了42万莽军团的中心打仗，要实施什么斩首行动。
斩首行动没成功，但是刘秀却把42万莽军团给一举击溃了。
这就是莽新王朝的奇葩历史。
我们能够发现的是一个趋势是：逐渐儒化的大汉帝国及其一众精英，越来越执着经传本本、越来越迷信儒家教条，越来越理想主义，所以越来越不切实际。
儒家是讲故事的，他能够发挥统一思想的作用。
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就发挥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
儒家能够凝聚天下人，天下人相信一套礼乐的故事。
儒家能够提供价值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仁义给出了判断。
儒家能够为统治者提供辩护，皇帝制度、伦理秩序，儒家在帮着建构合法性。
但儒家这套故事不允许被教条主义，一旦教条了，那就是把儒家给玩坏了。
而其结果就是各种奇葩的骚操作。
一旦儒家被奉为圭臬，法家就会式微。
而法家是做事情的。
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儒家可以用，但不能执着，政治是杂家，所以干事情必得霸王道杂之。而所谓霸王道杂之，主要就是法家。
执着于儒家教条，不是王莽一个人，而是一众儒家官僚和儒家知识精英。
而时代思变，但变不得法，归于儒家教条的变法就是各种奇葩改革。
王莽奇葩，是一个时代的纠结强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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