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侃大山
很多人喜欢用“唐诗宋词”来形容唐代诗歌的繁盛，而除了盛唐时期，中晚唐时期曾有一次诗歌的大爆发，被后世学者称为“诗歌发展关键三阶段之一”。
当时有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李贺等一众熟悉的名字。
元和八年，唐宪宗让宰相武元衡，副宰相李绛、李吉甫等高级官员献上旧体诗。所谓的“旧体诗”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诗歌形式，陶渊明是其代表人物。
唐代诗人喜欢做近体诗，内容多是吟风颂月，讲究对仗、辞藻华丽。
但在韩愈等人的眼里这样的文学创作不接地气，诗人失去了应有的灵魂。
于是韩愈从诗歌入手，高举“仿古”大旗，继而战线延伸到了文章，才有了后来的古文运动，继而出现了“唐宋八大家”。
不过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当值的皇帝唐宪宗竟然主动让高级官员献上旧体诗，而这背后却隐藏着治国之道：
只有这样说人话的诗词才能从中看出民情人意、治国之道，这是许多讲究格律但言之无物的格律诗无法做到的。
唐宪宗这种虚心纳谏、开明包容的心态一改浮夸的社会文风，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宽松，甚至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元和中兴”。
随着高层的重视，天下的诗人们开始踊跃创作旧体诗，一扫安史之乱后50余年的文化颓势。间接的也在帮助韩愈摇旗呐喊。
如果说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那么唐宪宗则是幕后最佳助攻手。
如果说元和年间的政治风向间接成就了韩愈，那么当时文化明星元稹和“草根诗歌之王”白居易则是完完全全的直接受益者。
两个人不仅都做过谏臣，仕途也同样都不顺畅，两人在贬到地方后反而激发了创作的“第二春”。
元稹曾为去世40多年的杜甫写了篇墓志铭，帮助时人发现了原本属于“诗圣”的荣光。工作闲暇时，元稹还不忘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通过互赠乐府诗来和言志诗。
刘禹锡和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在官场的名声比元、白二人要大，因为刘、柳曾是“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也曾在政坛中枢里发号施令。
后来“永贞党”因为树敌太多被合力打击下台，被贬斥到永州的柳宗元写出了传世的《永州八记》。
元和八年，白居易还在因母亲的去世而丁忧在老家，他亲自耕耘田地，在劳动中逐渐找到了文学创作的方向，这一年他写了十六首模范陶渊明的和陶诗。
元稹和白居易在那段时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同时也为因何而创作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作品主要是为社会现实而写，不作无病之呻吟。文人应该发挥社会责任，作品要反映民间的疾苦，让施政者对症下药。
元、白诗歌内容切合民生之痛，语言又通俗易懂直入人心，成为贩夫走卒都能够传唱的经典作品，而作品又借着贩夫走卒之口传遍天下，成为诗歌主流。
元稹和白居易影响了很多诗人，比如写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李绅、“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的张籍都被归为的元白诗派。
而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则是元、白二人的近邻，韩、孟主张“不平则鸣”，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多，但是喜欢通过描述自己的悲惨遭遇而揭露社会弊端，这一大“门派”云集了贾岛、皇甫湜等干将。
元和年间，文学名人如井喷式的涌出与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有着脱不开的关系。而他们多半都是生死之交，比如元白、刘柳、韩孟等，恐怕一直仰慕李白的杜甫都羡慕这种关系吧。
而唐宪宗选用的重臣大多都是有作品传世的诗人，他们也更倾向于保护文人。
如果韩愈、白居易这种嘴上不饶人的主儿，碰上脾气不好的皇帝，恐怕早就被拖出去斩杀十多回了。
清朝学者陈衍曾提出过古代诗歌发展经历了三大盛世，分别为开元、元和和元祐(北宋)，认为诗歌“莫盛于三元”。
在这些文学明星耀眼的背后，是代表中唐时期的“元和中兴”。
参考资料：《血腥的盛唐》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