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即公元1577年九月，张居正老父张文明在老家病逝。

相爷的亲爹死了，这是大事。但更大的事是，工作。此时正是改革的攻坚期。要工作还是要发送老爹，给张居正出了大难题。

也许有的观众会说，这有什么难的。请一个礼拜假，回家出完殡就回来工作，不就完了吧。

想得太简单了。那是现在，有的年轻人看病危父亲连同葬礼就请七天假，基本啥也不耽误就回去上班了。

在古代，统治者讲究孝治天下，对子女的尽孝方式是有严格法律规定的。官员必须做孝道表率，父母双亲去世，必须要回家守孝。是为“丁忧”，时间各朝代各异，汉朝是三年。我们眼下的明朝，稍短，27个月，两年零三个月。大明律白纸黑字写在那，多大的官都得遵守。

于是，张居正就犯了难。回去守孝两年半，再回朝中，可能物是人非了。大权旁落不说，改革大业也要付之东流。

那么有人会说，不丁忧行不行呢?

这个可以有，但凤毛麟角。在封建王朝，有两种情况是不丁忧的。一是皇帝，因为国家不可一日无主。二是皇帝特批。对此明朝法律里规定：如果官员确实有要务在身，无法守孝，经过皇帝特批，可以不回家守孝，继续留守工作。这叫“夺情”，忠孝不能两全，先尽忠吧。但这样的规矩，先前大多适用于有守土之责的边境将领。文官，尤其是内阁大学士，敢夺情的，少之又少。到了万历年，已经八十年没有文官破这个例了。

到了张居正这，破了。

一场“夺情”大戏开始了。

张父死讯传来后，张居正随即上奏，请求“丁忧”。与其说这是走惯例，不如说这是走形式，这时候的万历才13岁，万历皇帝批复：不准。于是张居正再次上奏请求“丁忧”，继续走形式。万历再批复：不准。接着张居正又上奏，声泪俱下，要求丁忧，万历也很坚决的批复不准。三起三落，跟历代禅让的戏份差不多，三让，曹丕对汉献帝，司马炎对曹奂，都演过这样的戏。

最后，万历下诏：张居正夺情。张居正不再坚持，接旨。

但是，君臣戏演完了，庙堂的配角却不干了。弹劾者接连不断。明朝的言官道德感极强，个个都是卫道士。再加上张居正的政敌数量增多，此时张居正改革已经进行了五年，得罪不少人，他们终于抓住了张居正的道德小辫子，与言官一起攻击张居正不孝，说这是类同禽兽之举。

一时间，张居正站在了风口浪尖，几乎四面楚歌。但久经战阵的张首辅，自然很有城府，气定神闲，拿出旧招：辞职。万历皇帝当然不会让他走，为了安抚张首辅，自然就要给张首辅出气，于是万历下旨，将最早四个弹劾张居正的人杖责，发配流放。并发诏，有敢攻击张居正夺情的官员，一律按重罪判处，严惩不贷。圣上发了雷霆之怒，百官的倒张潮很快退潮了。

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的权势，达到了多么炙手可热的地步。也从中可以看出，首辅大人对言官清流的态度：不屑一顾。

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是张居正的一贯态度。

当时有个著名清流人物何心隐。号称王阳明的再传弟子，阳明心学第四代传人。早在嘉靖时期，何心隐去北京访友时，就曾见过张居正，当时三十五岁的张居正还是翰林学士，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二人的争议在哪呢?

主要分歧在三观，焦点是对人性伦理的认识。何心隐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反对“无欲”，主张“寡欲”，就是用节制欲望替代消灭欲望，上层人士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我眼里没有父亲君主与杀父的禽兽之举是两码事，五伦中最重师友。师生关系比父子、君臣还重要。这在正统士大夫张居正看来，无疑于公开倡导作奸犯科，妖人妖言惑众。两人自然站不到一起。

张居正当政后，何心隐成为炮打新政的重炮手。利用民间的影响力，他在讲学和著作中对张居正大加批评，指责张居正压制思想自由，迫害“异端”，打击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张居正对之也是水火不容。

万历四年即公元1576，何心隐被官府通缉，罪名是聚集门徒，扰乱时政。万历七年即公元1579，何心隐在湖广被抓获、收监，湖广巡抚王之垣下令，在狱中用乱棍打死何心隐。何心隐在死之前对王之垣说：“公(你)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你怎么敢杀我，怎么能杀我?杀我的是张居正。

反对张居正的人，在万历十年间都没得到好，张居正与清流和在野大V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

为什么清流反对张居正?在持“君子入仕”观的他们看来，当官的人必须是君子，必须做道德表率。在道德是非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百德孝为先，不管有多少理由，不孝父母就是禽兽不如。这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所以在清流们眼里，哪怕张居正有天大功劳，他也是一只禽兽。

而在张居正眼里，这些人就是无用的乌鸦。改革要彻底，就要消除杂音，对他们必须斩草除根。

怎么斩草除根呢?这些清流官员被赶出朝廷、离开庙堂，在哪里栖息继续战斗呢?

张居正找到了他们的老巢战壕：书院!

古代书院既不等同于学校，也不等同于图书馆书店。而是集教学、藏书、研究、辩论甚至集会结社于一身的教育组织。

他们的影响力，简单地说，也是四个字：聚众讲学。但这些聚众讲学，不限学术，多涉及时政。有点像今天的论坛，一个主持人，加一群评论员。来此讲学者，多为失意官员，因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为透彻。来此听课的，多为抱有儒家信仰、壮志未酬的青年学子和官员。所以，对社会舆情的影响很大。

张居正对书院一直抱有冷眼。各地书院最让当局头疼的是议论朝政。因此，明代围绕书院问题多次发生激烈斗争。这次，该下手了。

于是，历史上少见的对书院的清缴开始了。

万历七年即1579年正月，朝廷下诏宣布，查封全国全部书院六十四处。书院的田产查归里甲。许多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书院就此寿终正寝。理由是不许“群聚徒党”“空谈废业”。

宋代以来蔚然成风的书院讲学，就此扫荡一空。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是一个集中力量干大事、不尚争论、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七嘴八舌的书院不足挂齿。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他和读书人的分歧在哪里呢?平心而论，以王阳明为宗的心学，讲究一切发乎于心，随心所欲地发展儒学，将儒学禅宗化，对学人求真和释放个性大有裨益。但将心放大一切合理的地步，随心所欲地做事，不学无术，欲望得不到节制，人纵然不会虚伪了，但心变魔了，又与禽兽何异?所以，适当的规制是必要的。如果缺乏规制，不仅官员队伍会散漫，人心也乱了，整个国家的官员队伍就不好带了。

回顾历史，应该承认，张居正的担心是有必要的。当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蔚然成风，书院讲学成了风尚。王阳明心学偏重思想解放，使得批评朝政成为家常便饭。在其影响下，传统儒家经典伦理受到挑战，开始动摇，四分五裂。要收回人心，必须重建传统价值观念。张居正毁书院如此决绝，就有这个原因——心学好比蛀虫，已经侵入朝廷，侵蚀众多不安分心灵。在朝官员受其“蛊惑”，致力于心学研究和学习，而抛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成了本末倒置。一个个官员都去当“禅师”去了，到处都是竹林七贤，坐而论道。更有甚者，一些书院以讲学为名，结党营私，成为朝廷的潜在威胁。张居正必须把误入歧途的同僚拉回来，哪怕背负千古骂名。

当然，一刀切，因噎废食，从七嘴八舌到万马齐喑，则又是另一个极端。

虽然统一声音是为改革推行，但是尽毁书院的张居正，还是留下了天问。明朝实行保守专制，历代执政者对书院多有微词，但尽毁书院的情况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张居正政治的万历初年，另一次就是五十年后魏忠贤执政的天启年。张居正的做法，客观上与臭名昭著的魏忠贤阉党不谋而合。(程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