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1岁的陈果夫就读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血气方刚，志向高远。然而，他因为肺病，不但学业无以为继，到法国留学的梦想也成了泡影。更为可悲的是，这肺痨如附骨之疽，折磨了他一辈子。为给自己治病，陈果夫广泛地收集处方，参阅药籍，考古证今，施医用药。

​1933年10月，陈果夫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可上任伊始，他就开始拉肚子，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他的肺病又复发了。陈果夫就想，两方面消耗，一面患肺，一面生痢，岂不危险？而且因茶饭不思，他的胃口也渐渐没了。如果胃口倒了，不想进食，身体岂不更糟？于是，他决定先治胃，胃口恢复了，再治痢疾，最后治肺。这般循序渐进，居然成功了。

陈果夫的肛门处生了一个赘物，中医上称之为脏毒。外科医生主张开刀，开出来的东西色白如石灰质。陈果夫问病因，医生也说不清缘由。陈果夫便想，这可能是肛门短毛相擦的结果，原因是汽车坐多了。手术后，刀口好长时间都没有收拢，医生建议再开一刀，陈果夫拒绝了。他想到中国外科的生肌药实际上比西药要好，于是他自行施药，果然刀口愈合了。陈果夫不无欢喜地告诉家人：“外国医生不一定好。”

1935年春，陈果夫大吐血，家人吓坏了，他却不以为然。他用蛤粉炒阿胶，加藕节汤与少量的蜜糖熬制成药，服过之后，立竿见影。原来，他知道通常止血的方法，无非是用胶质、石灰质修补血管，用涩性或酸性的东西收缩血管，再辅之蜜一类的东西滋润血管。因此，他便自制了这个方子，果然奏效。

​一日，一位友人前来探访时告诉陈果夫，说湘西有一种治肺病的法子—吃腌狗肉。陈果夫信以为真，弄来一条腌制的狗腿，蒸熟后吃了个精光。没想到三天后，他右肩上长了一个疖子，只好去医院开刀。谁知割了之后，照样复发。心烦意乱的陈果夫不由地想，与其补药，不如补食。他“摒弃粥饭，每隔两小时，轮流进食鸡蛋、牛乳、鸡汁等”，恰好有亲戚送来一支人参，他也吃了。半个月后，疖子消失，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所长告诉陈果夫：“当今喹啉市场严重趋紧，价格飞涨，学校患疟疾的学生已经无法接受治疗，情势非常危险。”那时，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国土已经沦丧，军民被迫撤向西南。不单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患疟疾无法医治，就是西南军民也一样命悬一线。陈果夫听了，反问为何不用国药治疗。就这样，陈果夫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推动常山抗疟研究，为打击疟原虫增添了一件“新武器”—常山药片。

陈果夫凭着同病相怜的同情心，希望他人多掌握防病、养病的常识，保持身体健康，便时不时记录自己养病、治病的感受，后来写了《自己治病简法》等书。他赋闲在家时，又陆续整理出版了《卫生之道》等书。

​他提出“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等保持卫生的十大原则；主张病人要有致知的本领，非但知病，还要知药、知医生、知天气、知人的脾性；认为中医必须加习科学，西医必须加习哲学，然后通力合作，可完成最理想之新医，以共负救世救人之大责等。虽然有的地方还要商讨，但他有独特见解和实际成绩，还是很了不起的。

胡适称陈果夫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学有术的奇人”，平心而论，这是公允的。要知道，陈果夫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没有出洋留学，完全是“活着一天，就学一天”，不仅在医药、卫生方面有贡献，在教育、文学、水利、金融等方面，也是行家里手，这是很多人不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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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羡木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