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攻克天京后宣告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但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心却没有放下，因为曾国藩手下还有十几万的湘军，如果他们乘势北上，那么结果可能比太平天国更为可怕。于是，清廷开始着手防备曾国藩，并开始分化瓦解湘军的势力。

​曾国藩对于朝廷的举动心知肚明，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功成身退，二是起兵造反。显然，对于造反曾国藩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也与他立志做圣贤的思维格格不入。因此，曾国藩马上采取措施，采取了三个向清廷示弱的动作：

第一，奏请停解部分厘金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曾国藩首先停解广东厘金。因为广东厘金属于越境抽厘，为战时筹饷的应急办法，所以曾国藩首先奏请停止解送浙、皖湘军大营，改由本省征收。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又奏请停收江西半厘，让出一部分利权、兵权给沈葆桢，在政治上争取主动。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又奏请停解湖南东政局厘金。东征厘金是从咸丰十年开始征收的，当年七月，曾国藩为扩大围攻安庆的湘军，特在湖南设东征局，于湖南本省厘金之外加抽半厘，解送湘军大营。由于重复抽厘，致使湖南商贾疲困，民怨沸腾，一开始就遭到湖南各阶层的反对。

攻陷天京后，湖南方面立刻要求停止征收东征厘金，曾国藩为了平息各种负面影响和指责，随即上奏停止。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在镇压太平天国后，他必须要稀释手中的财权，从而赢得朝廷和各省督抚的认可。

第二，裁撤部分湘勇

湘军本非国家经制之兵，属于有事招募，事过遣散的官勇。按照规定，攻陷天京以后应该加以解散遣回原籍。况且，自安庆大战之后，湘军数量日增而质量日降，经过天京这场大抢劫之后，湘军各营更加腐败不堪，也必须遣回。

​当时曾国藩指挥的湘军虽有十二万，但左宗棠四万人已成独立状态，可不予过问；江忠义、席宝田军一万人也归沈葆桢节制；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已赴援江西，随即拨给沈葆桢管辖。这样，他手中直接掌握的就只有曾国荃统带的五万人马，而清政府最感到畏惧的便是这五万人，所以曾国藩首先要裁撤这部分湘军。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奏请裁撤湘军二万五千人，只留一万人留守江宁，剩下的一万千人进入皖南、皖北当做机动部队。在其后的一个时期，曾国藩继续对湘军进行裁撤，直到同治四年五月，湘军大部被裁撤，以至于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可以调动的部队仅剩下刘松山、易开俊的老湘营六千人。

​第三，奏请曾国荃开缺，回籍养病

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因急功近利，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让他速离军营又不令他赴任浙江巡抚。曾国藩无奈之下，只能以病情为由，陈请曾国藩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廷的这块心病。

同治三年九月五日，朝廷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十月四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未消，终致大病一场。同治四年二月，清政府令曾国荃病势稍好时进京陛见，当年六月授他为山西巡抚，他都托病请辞不肯从命，直到同治五年三月调其为湖北巡抚，他才前往赴任。

曾国藩所做的这三件事，无论是奏请停解厘金、裁撤大部湘军，抑或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都是围绕着兵权二字进行的。但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并没有完全放弃赖以起家的兵权。他在裁军时仅限于江宁和皖南各军，而将成大吉、鲍超、江忠义、席宝田的部队和老湘营全部保留下来。这些军队虽名义上不归他掌握，但统领皆是他的旧部，一旦有事 完全可以奏调。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依靠上面的三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并不多，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则不绝史书，由此可见，曾国藩政治嗅觉之灵敏，处事之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