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发明于19世纪30年代，当它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时，遥远的满清，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包括鸦片在内的许多事物，跟随者英美列强进入了中国大门。其中，自然也包括电报在内。

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电报是一个新鲜事物。

据记载，中国首条电报线路出现于1871年，由英国、俄国及丹麦敷设，并在6月3日起开始在上海租界收发电报。

电报线路最初在上海登陆时，曾经遭到清政府反对。不过，没过多少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电报在传递信息上的巨大作用。

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及北塘之间架设电报线路，用作军事通讯。1880年，中俄伊犁期间，李鸿章再以“用兵之道，神速为贵”为由，得以准奏开办电报总局。

李鸿章说：“五年来，我国创设沿江沿海各省电线，总计一万多里，国家所费无多，巨款来自民间。当时正值法人挑衅，将帅报告军情，朝廷传达指示，均相机而动，无丝毫阻碍。中国自古用兵，从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往来问答，朝发夕至，相隔万里好似同居庭院。举设电报一举三得，既防止外敌侵略，又加强国防，亦有利于商务。”

由于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只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已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从而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许多人经常纷纷把电报当成表达信息的利器，动不动就“通电”全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给全国主要的报馆拍发电报、公开发表的形式告知天下。

就像今天喜欢发朋友圈，发微博一样，“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电报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就像一个大舞台，为人们留下了许多精采的演出。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据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有67次，1922年有97次，1926年有50次，1927年有51次。

不过，当时通电的费用也是非常惊人。

1927年时，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三分钱)；如果一千字的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半价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如果要通电全国的话，费用可就近乎天文数字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起码也得百多元。

如果是大通电，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

当时全国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两百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

比如直奉战争时，张作霖通电大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

反过来，吴佩孚痛骂张作霖：“白山黑水之马贼、狠若吕布、凶逾朱温，非我族类，德不能化。”

这种洋洋洒洒，覆盖范围又广的通电，大略估算的话，每次费用约在两万元左右。

要知道，当年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

随着军阀混战进入历史，“通电大战”也不复存在，成为后人回忆民国初期的一道奇观。

进入民国后期，通电全国依然存在，不过已经变得言简意赅。

比如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以及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