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君臣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从政治伦理上，中国古代是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的，强调事君以忠、忠臣不贰。但在政治实践中，又总是容易出现那么一批乱臣贼子，他们或犯上作乱，割据一方；或取而代之，自立为帝。

正因为此，君主对于臣下，尤其是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宰臣，便有着一种本能的猜忌与不安。真正能信任宰臣，君臣不疑者，并不多见。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信任忠臣能相，成就太平盛世；另一种则是信任奸佞小人，导致政治倾颓。

值得注意的是，前一种情况实践起来难度要大许多，而后一种情况却往往顺理成章。信忠臣难，信奸佞易，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杨坚代周，高颎是其高参，为其出谋划策，北周旧臣尉迟迥叛乱，高颎自告奋勇，为征讨元帅，大败叛军。隋朝建立后，高颎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是掌握实权、协助杨坚治国的第一号人物。

他明达世务，竭诚辅佐文帝，文帝也放手让他处理国政。当时政治、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杨坚都得之于高颎；大小政事，杨坚也总是先同他商量而后施行；隋平江南，杨坚频频问计于高颎，高颎则“参谋帷幄之中”。贡献了重要策略；灭陈时，虽然杨广为总元帅，高颎为元帅府长史，但实际上是由他主持全盘工作，“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北击突厥，又是以高颎为总元帅。所以高颎是杨坚长期依赖的亲信，也是最得力的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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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对高颎十分宠信。他对高颎往往直呼“独孤公”，表示亲爱；别人说高颎的坏话，一律不听，甚至治告状者的罪。在高颎平陈凯旋回朝时，文帝亲自慰问他，并对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

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后来，右卫将军庞晃、将军卢贲等又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文帝发怒，遂免去二人的官职。尚书都事姜哗、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求将其罢黜，结果文帝十分不快，“二人俱得罪而去”，文帝对高颎“亲礼逾密”。

隋文帝

鉴于此，对高颎说：“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不仅如此，高颎被封的官、爵都到了极限，所受赏赐更是无数。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后，杨坚以功加授高颎为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9000段，定食邑千乘县1500户。颎辞让不受，杨坚中肯地嘉奖说：“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委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

此则天降皮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见文帝如此成意，高频只好接受。一次，文帝幸巡并州，留颎居守都城。及文帝还京，竟赐其缣5000匹，复赐皇帝行宫一所作为其庄舍。高颎的夫人贺拔氏生病，文帝遣使慰问，络绎不绝。文帝驾临高颎家，赐颎钱百万，绢万匹，并赐以名贵的千里马。文帝还把长子杨勇之女嫁给高颎的儿子，联为姻亲。

高颎之所以受到文帝的如此信赖和恩宠，一方面是因为高颎的贤明和才干。隋朝初建，百废待举，而一心想成就大业的文帝自然要倚重之。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隋文帝及隋皇朝的忠心耿耿，在于他个人的谦谨和自抑，使得文帝对他信而不疑。高颎对文帝始终忠诚不二，文帝交待的国事，他总是小心翼翼，奉命唯谨，认真完成。

但他又从不曲意奉承，文帝若有过失，他总是从隋皇朝的整体利益出发，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文帝要换太子，征询其意见，高颎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表示坚决反对。文帝要东攻高丽，高颎认为此举不当，并列举各种理由，规劝文帝不要轻易举兵。文帝每每为他的忠诚和耿直所感动。

尽管文帝很尊重他，但高颎从不在君主面前表现出丝毫的张狂。对每件政事，他尽量说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供文帝参考，文帝如与他发生意见分歧，他总是按照正常的君臣关系处理。但文帝一旦决断，不论自己同意与否，他都不折不扣地去服从执行。高颎任宰相近20年，“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然后行之”。他为文帝出谋划策很多，但他从不炫耀，总是归功于文帝。这使得文帝感到他功高不震主，权大而不成威胁，所以对他的信任也历久不衰。

为了避免皇帝的猜疑，或巩固文帝对自己的信任，他身自谦退，不伐功，不居傲。在文帝任他为尚书左仆射谦纳言时，他为了避免权势过大，上表将这些职务让给苏威，文帝想成全他的美德，就允许他不任仆射。过了几天，文帝又说：“苏威高蹈前朝(即隐居不仕)，颎能推举。吾闻进贤上赏，宁可令去官!”于是命高颎复位，并加拜左卫大将军。

平定南陈后，高颎无论职位、功劳还是威望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从不结党营私，也从不借机抬高自己，而是上归于文帝，下推于同僚。一天，文帝让高颎与大将贺若弼谈论平定南陈之事，以定功次。颎谦虚地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也与大将军论功!”文帝听后开怀大笑。文武大臣也无不称赞他的谦让。

实际上君与臣的关系也是相互的，君择臣，臣也择君，双方找到共鸣，才能形成信任有加、共图大业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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