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著作者，另一种是历史考证者。前者根据所见所闻所感，依据一些原始的材料，编纂出一个时代的史书；后者根据文物、史料、遗迹等新出土的材料，对前者的记载进行辨析。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那些写作史书的人，他们写作历史的目的在于如实的记录下真实发生的事情，以供后人知晓及借鉴。实事求是是他们的基本精神，也是修史的初衷。不过由于史料不足、个人水平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历史著作者可能未能够全面如实的记载历史，会留下不少矛盾和疑案。这就需要后世的历史考证者来进行辨析，这些考证者的历史观被称为“批评的历史观”。
黑格尔对批评的历史观进行解释：
“它是对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
批评的历史观就是对原来的历史进行再次反思，对史书做增删修改、查漏补缺。其目的是纠正史书的谬误，将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底。中国历史上，在考证的时候，大部分人停留在故纸堆上，而少部分具有天才智慧的考证家则提炼出了“经世致用”思想。
“批评的历史观”用来对史书进行批判和检查
人们会顾名思义，以为“批评的历史观”就是对人物进行褒贬批评，其实并非如此，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在于褒贬人物。
在二十四史中，每篇本纪、列传、志和表后面都有史官的赞和论，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和评价，这是批评历史观的早期萌芽，它的目的在于褒贬人物，给予盖棺定论。
但是，对于一个活人，即使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也难以给予全面的评价，何况是那些跟我们素不相识、已经死去多年的古人呢？况且，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自然也千差万别。史书对人物的褒贬，其实反映的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随着时代的变迁，主流价值观也跟着发生变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就不是固定的。而所谓的史评其实就像往他人脸上抹粉一样，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打扮历史人物，可真实的他们却并非如此。许多翻案性的史评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他们所表达的只是翻案者背离主流价值观念的个体性思想而已。
例如有些人吹捧商纣和秦皇，要改变主流价值观对他们所形成的专制、独夫形象。翻案者片面地吹捧他们的功绩，这恰恰反映出这个翻案者其实是一个充满野心、渴望功名却又碌碌无为的无能之人，他背离主流价值观，提出自己偏激的想法。对于他们这种歌颂独夫的想法，鲁迅在《拿破仑与隋那》中不讽刺地说：
“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在鲁迅的价值观中，建立功名大业的拿破仑还不如发明牛痘接种的隋那伟大。前者的功绩与我们并无大关系，后者的发明却实实在在保卫了我们的健康，是真英雄。
因此，历史观不能停留在评价之上，不然它就会陷入主观性和偶然性的泥潭中，流为价值观之争。
翻案的目的大多不在于还原历史，而是挑战主流价值观
批评的历史观最为重视的是对历史书的批判和检查，而不是对人物的褒贬。
在史籍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注书手法的引入，许多注家开始通过对史书加注的方式来对史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晋代的陈寿撰《三国志》，内容显得过于简陋而且偏向曹魏，到了南朝宋时，裴松之开始通过注解《三国志》的方式对陈寿的历史观进行了反思。在裴松之的注中，既包括补充《三国志》史料方面的残缺，又混有许多裴松之的注解、分析、辨伪、存异。裴松之对《三国志》作注就是运用批评历史观的过程，是对陈寿的历史观进行批判性考察。裴松之评论《三国志》说：“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他的注首先要查漏补缺，进行检查。
其次，他对陈寿的实事求是精神略有质疑。例如在《诸葛亮传》中，裴松之对陈寿进行直接的批评，说陈寿由于曾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的下属，受到过诸葛瞻的侮辱，因而在修《三国志》时，夹杂了主观爱憎，说蜀国宦官黄皓做恶，并把责任推给诸葛瞻，责备诸葛瞻不能匡矫，这是对陈寿历史观的批判。
到了唐朝，为史书加注一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颜师古注解《汉书》、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就连皇家贵族章怀太子李贤也参与了《后汉书》的注解工作，这反映出在唐朝时我国的历史观已经普遍进展到了批评历史观的阶段，在这个时代还出现了《史通》这样的大著作。各种注书作者研究历史都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纠正史料错误，贯彻实事求是精神。这种精神固然好，但是如果停留在其中，只与故纸堆打交道，就会变成书呆子，不切实用。
批评的历史观经过宋元的发展，到达明末的时候才进入了一个最高峰，许多学者开始从故纸堆中走出来，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顾炎武。
顾炎武治史的核心思想是“经世致用”
顾炎武批评的历史观是以明朝灭亡为背景而产生的，面对亡天下的悲剧，他开始全面的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风俗、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和历史精神。他的历史观与唐朝的注书者、宋朝的理学家不同，他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停留在故纸堆里，而是强调“经世致用”。
明朝灭亡后，人们厌弃从王阳明开始的心学清谈之风，“经世致用”成为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顾炎武考察历史的哲学基础。他认为研究的历史的目的在于要从历史中发掘出有用的经验，就是从山里提炼出铜铁来一样，要从史料中提炼出宝贵的历史经验，服务于社会现实。
顾炎武把历史观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他的《日知录》通过对社会风俗、历史资料、赋税、边防、水利、城池、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等进行广泛的考察，结合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对策。《日知录》前七卷研究四书五经，后面各卷依次论述政事的历史变迁，世风古今变化，论礼制的发展，科举制度，并对经济层面的土地所有制、货币、工商业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几乎可以算做是小型的商业史、货币史。
从崇祯年间起，顾炎武就开始了网罗史料的工作，他先取《大明一统志》为底，然后旁抄全国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再与二十一史互相对照，一共摘录了一千多本书，整理成一部经世大著作。其中专门记载地理的部分就是《肇域志》，而分析利病的部分则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前者网罗古代地理史料，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分析了天下户口强弱处，考察各省市地理条件、驻军情况、人文风俗，使死气沉沉的史料变成了“致用”的法宝。实乃了解中国、治理中国的必备读物。
“经世致用”的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有两个方面，体现在《日知录》里，一方面就是“经世致用”，另一方面是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后者是的手段，前者才是目的。
顾炎武是清代朴学的开山鼻祖，朴学是儒学考据训诂之学发展的新阶段。《日知录》中遍布着各种考证精神，对传统的史书、经书、各类文献真伪、错讹进行考据。在历史方面是重新批判性的考察历史材料，在《日知录》的二十六、二十七卷中，几乎是涉及到了所有官史的纠错和检查。对这些历史材料的重新分析，目的是弥补普遍历史观的错漏之处，还愿历史的真相。但是，还原一万个真相，也不如一个“致用”来得实在。
从历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顾炎武的历史观被后世所继承和发展的是考证方面而不是致用方面，这与满清的高压统治有关，在文字狱的压迫下，学者们对政治大多采用了冷漠的回避态度，纷纷躲到故纸堆里避难，使“经世致用”精神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人畜无害的考证训诂了。
到了民国，由考据学代表的批评历史观发展到了它的最末阶段。那时，西学传入，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和中国的训诂传统相结合，大兴考据之风，疑古几乎成为了当时知识界的时代精神。考据虽然能够发现一些传统记载的错漏，但必须承认，由于考据带有太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所带来的错误可能会比记载中的错漏更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所谓‘高等的批判’，不但统治着语言学的领域，而且占领了我们的历史的著作。人们曾经假借了‘高等批评’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
黑格尔认为考据一方面能检查错误，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新的错误
把考据的荒谬方面推向高峰的是康有为，他的《新学伪经考》几乎把中国传统的经书全部贬为伪书，说成是西汉刘歆的伪作。康有为的本来目的是为维新的政治理念做舆论准备，但在客观上助长了思想界的历史虚无主义之风。民国初年的古史辨派基本承袭了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风气，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大批评、大批判，把许多经书、子书都简单地斥为伪书，历史本身被搅得模糊不清了，批评的历史观陷入无穷无尽的疑古、无限的考据中，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患上了“考证癖”。
黑格尔又说：“我们又添了另一种方法，使过去成为一种活跃的现实，就是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纪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愈是有价值。”
黑格尔的这段话直击考证的缺点，这话倒是是让我们联想到了一个人，他叫胡适，胡适曾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惜许多患有考证癖的人往往都是假设得越来越大胆，考证得却越来越粗心，此乃历史研究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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