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德清县东门城桥初建于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因年久失修而坍塌。第二年，东门城桥开始重建。就在1768年重修时，与东门城桥相关的谣言竟然让乾隆皇帝寝食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大事”惊动了乾隆？开端竟然是一件毫无依据的“小事”。

东门城桥重建工程引来了海宁，余杭等地的石匠竞标，最终知县把工程交给了来自仁和县塘栖镇石匠吴东明。1768年1月22日吴石匠和他的班子开始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工作。打桩时，长桥河水位很高，工匠们奋力赶工以完成任务。赶了两个月工期后，吴东明发现带的粮食不够吃了，便打算回家乡塘栖镇采购。回家之后，乡亲们告诉他，有个名叫沈士良的想找他帮忙。谁也没想到，此后竟然引发奇案。

沈士良是个农夫，当年43岁，收养两个侄子为自己的儿子。这俩年轻的侄子心眼很坏，经常欺负沈士良。沈士良是长辈，感觉很丢人，没脸活了。后来，沈士良听说德清县修桥的石匠有一种特异功能：把写有活人名字(那些名字就是偷来的灵魂)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可以给打桩的锤子注入更多“精神动力”，让打桩更加有力。这种特异功能就被称为“叫魂”。那些被偷走灵魂的人非病即死。沈士良受够了窝囊气，就想用这法子报复两个侄子。听说吴东明回家，沈士良就登门求教。

吴石匠从乾元回塘栖并不远，只有十几公里

吴东明根本不认识沈士良，当然也没有这种特异功能。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告密之风盛行。吴东明听过“叫魂”的传说，生怕牵涉其间，招惹麻烦，就找保正(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职位)把沈士良扭送到德清县衙。阮知县一通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板子、戴枷示众了事。阮知县和吴东明以为案结事了，其实远非如此。德清石匠会“叫魂”的说法却不胫而走，连整个浙江都传开了。

现存最早的东门城桥照片，摄于1906年

1768年4月8日傍晚，在浙江省萧山县村里的一条街上，游方和尚巨成和净心遇到了两个男孩。一个男孩看到巨成所携的古铜化缘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地将它读了出来。巨成吃了一惊，微笑着对孩子说：“小官人，原来你识字！你再学几年，定然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他接着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等你当官以后，可不要忘了我。”巨成想通过取悦孩子，让他们的父母从屋里出来施舍他。可是，男孩却无动于衷。看看周围没有大人，两个和尚只得蹒跚上路。

他们在路上走了片刻，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从后面追了上来。“你们为什么打听我们孩子的名字？”他们责问道，“你们一定是来叫魂的！”这对夫妇想的是，一旦让某个术士得知了某人的名字，谁知道他会拿它来干什么？巨成竭力解释说，他们只是来化缘的：“因你家阿官认得字，所以说了几句话，如何是叫魂的呢？”

焦虑不安的村民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上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这两个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们怒不可遏，将两人捆绑起来，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

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们还是开始殴打他们。骚乱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烧死他们！”两名和尚后来受到了民众的殴打，奄奄一息。

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因叔叔疑心他在外面赌钱，被打了一顿。计兆美从家里逃了出去，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省府杭州。一个春天的三更时分，他不知怎么来到了杭州净慈寺前。一个路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人们的怒火被煽动起来，计兆美被拳脚相加打了一顿。之后，计兆美还被带到了杭州府钱塘县衙门受审，一位姓赵的县官向计兆美盘问：“是谁在指使你干这叫魂的勾当？”计兆美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竟然开始胡编乱造。用刑后，计供认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于害怕而编造出来的。

还有，同年春天的一天，一位三十五岁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企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这样，穆方周便可以把他当作术士交出去，向当局邀功请赏。郭石匠大怒，揪住穆把他拖到了县衙门。在那里，这位告密者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带枷示众。不料，这些谣言依然搞得人心惶惶，省当局因而决定举办一次质询，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以便将此事作个了结。巡抚熊学鹏命令地方长官设立了一个由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组成的法庭。原来所谓的妖术竟是如此！姓穆的采药人、沈农夫以及倒了大霉的计兆美都被置于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作为对于盲目迷信的大众的一种警告。

1956年的照片，身后为东门城桥

然而，因妖术谣言引起的民间恐慌并未因带枷示众结束，类似的恐慌省外的苏州也有了，山东也发生了，反而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流言和恐慌传播的速度极快。6月，“叫魂”谣言已经越出长江扩散到了近千里外上游城市的汉阳府。至初秋蔓延到华北，再向西行进，于10月在陕西境内出现。在半年时间里，“叫魂”这个幽灵就盘桓在了大半个中国。

在安庆，“被陌生人剪辫叫魂的人就会在三天内死去”的谣言引发全城恐慌，人们走路时都会把辫子握在手里，几乎每个小孩的头发上都会系着写着护身符咒的黄布。

恐慌在长江沿岸的省份蔓延着，汉阳府街头观剧的人们抓住一个可疑的“妖人”，将他殴打至死，然后焚烧了他的尸体。

中国人口从1700年的1.5亿猛增到1765年的3.1亿，人口的大量增加和粮食产量有限的矛盾使得乞丐和游僧道士充斥社会，这些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不容于民众和官府之间，即使是普通民众，也大多维持在温饱线上，稍有天灾人祸就可能沦为乞丐游僧。这样一来，外出谋生——从事商业与流浪乞讨，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加上社会的道德堕落，人们将侵入社区生活的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势力。

老桥早已拆除，原位置重建的新桥

在处理叫魂案时，地方官的方法也就很自然的是官场传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把它的影响尽量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对于叫魂事件，身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乾隆十分焦急，不断与各地总督巡抚通信，痛斥谩骂地方官员的无能。乾隆被惊动并高度关注后，整部国家机器被开动起来，从朝廷到省、府、县，都在清查“叫魂犯”，一些乞丐、僧人和社会底层人员成为假想敌，一些地方官员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反而放大了恐慌。

自明朝起，江南的苏、松、常、嘉、湖五府缴纳税粮之和占了全国总数的1/5。入清以后，江南地区有大量明朝遗老，江南地区在汉文化上独特的地位使清代统治者放心不下。雍正时期专门设置一个职位“观风整俗使”巡视江南、福建，第一个设立观风整俗使的就是浙江，叫魂事件起源于浙江，让乾隆万分警惕，怀疑里面有造反者暗中鼓动。

清朝建国已经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曾经不屈不挠的反抗、甚至直到乾隆继位也依然在民间传递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使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叫魂”传到江苏演变成剪辫事件，引起了乾隆的警觉。辫子显然成为了某种政治符号，换句话说，是否剃发已成为一个衡量“效忠”的隐语。尽管与和尚一案关的人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此案的背后却隐含着头发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