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的姿态，入世的精神。苏东坡，觉醒的有情众生。”
明代话本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有一回“佛印师四调琴娘”。讲的是苏轼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被委派到相国寺充当礼官，提前准备宋神宗祈雨的相关事宜。
当时还是俗家子弟的谢端卿（也就是未来的佛印大师）十分好奇，想假扮成侍从一窥圣颜。不成想谢端卿被宋神宗注意到，认为他相貌不凡，颇有佛家气度，当场授予度牒，并取了“佛印”的法名，从此士子谢端卿遁入空门，成了僧人佛印。
做了和尚之后，佛印仍与苏轼来往密切，两人谈论诗词歌赋、佛教经典，十分畅快。苏轼有心请佛印还俗出仕，待佛印醉酒之时，令家中琴娘与之亲近。即便醉眼朦胧，佛印也未上当，而是挥毫作诗，表明已绝“尘心俗意”。至此，苏轼就断了请佛印出山的念头。
在故事的结尾，作者这样感慨：东坡不能化佛印，佛印反得化东坡。
这则故事来自民间，其中真假已难辨别，但我们仍能从中捕捉到这样的信息：身居官场的苏轼和佛门弟子佛印，既是诗酒之友，也在精神层面互相影响。
纪录片中的苏轼
事实上，苏轼的思想体系是十分“庞杂”的，儒家思想、禅宗佛理，都已融入他的灵魂中。除此之外，他对于道家理论也很有研究。他的身份更是复杂多变，从官员到美食家，从诗人到工程师，跨度之大，令人叹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轼和数百年后欧洲“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有几分相似：他们对自然、对知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最终活成一代传奇人物。这样看来，称苏轼为“文艺复兴式天才”并不为过。
在江晓英所著的《苏东坡：最是人间真情味》一书中，我们得以循着苏轼的成长足迹，深入解读苏轼的“出世”与“入世”，走进这位“文艺复兴式天才”的内心世界。
宋朝时期，科举制度逐渐臻于完善，宋真宗在《劝学诗》中写：“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官方对于读书、考取功名大加鼓励，以吸引优秀的民间人才通过考试进入管理阶层，身处四川眉山小镇的苏家也受到这股风气的影响。
苏轼的父亲苏洵年轻时喜欢游山玩水，直到27岁时才开始发愤读圣贤书，无奈科举之路却屡屡受挫。于是苏洵暂时收了考试的心，每日闭门苦读，重新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在当地颇有文名。
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早早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三苏”名声鹊起，被当时的益州知州张方平所关注，并将三人举荐给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
和父亲相比，苏轼的科举生涯要顺利得多：举人考试第二名、贡试第二名、殿试高中“进士乙科”。在由皇帝主考的制举考试中，考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第三等勋章，由于一、二等均为虚设，所以他实际上拔得了头筹。
科举扬名只是为仕宦生涯开了个好头，“官员”苏轼的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从地理位置来看，苏轼从北到南，一路奔波。
最初他被派往陕西西部的凤翔府担任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两年后改派大名府（今天的背景）负责登闻鼓院，负责百姓伸冤检举事宜，之后又回到京城在国史馆任职。
接下来的30余年间，杭州、密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京城、颍州、扬州、定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苏轼在数地之间万里辗转。
在即将离开儋州北返之时，苏轼不由在诗中感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纪录片中的苏轼
在官场上，苏轼常常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性情耿直的他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不见容于京城官场，于是自请辞去京官，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担任通判。“乌台诗案”更是让他的政治生涯受到重创，先是被投下狱，然后又被贬至黄州，做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官，“东坡居士”的雅号也产生于此时。
然而，作为一名官员，苏轼始终做到了尽心尽责。特别是在地方任职时，他带领百姓祈雨治洪、疏通河道、灭蝗除瘟、兴学重教、断案除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民之官”。即使流落到当时仍是荒蛮之地的儋州，他也时常与当地民众交流，兴办教育事业，发展文化。
在《与李公择书》中，苏轼写到：“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从小在儒家经典中浸染的苏轼，是一个“仁心”之人，他能够鞠躬尽瘁，无论官场如何风云变幻，始终都以民众福祉为先。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入世的，也因此在各地留下无数的民间传说。
“政治家”、“百姓之友”、“水利工程师”“判官”，这些标签都只是苏轼无数侧面中的一部分。根据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的说法，他还是“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酒仙、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之人。”
这样的苏轼，无疑是“出世”的，他的才华、性情、思想，都有着“真名士”的风范。
苏轼的才艺自不必多言，诗词书画俱佳，作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几乎人人都可以吟诵他的名篇。
苏轼的画作《潇湘竹石图》
他可以是豪迈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可以是率性自由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面对至亲至爱的家人时，他则尽显柔情，写给亡妻王弗的诗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开创了悼亡诗的先河，千年之后的我们仍然能穿过文字，感受到其中流淌的哀伤与思念。
在思想层面，苏轼真正做到了集儒道释三派的精髓于一身。来自父母的开蒙教育、从阅读儒家典籍和私塾先生的教导中，在苏轼心中扎下了“仁义”理念之根。而自幼在道观所设学堂中读书的经历，也让苏轼通过张易简道长开始了解道学的玄妙。在各地奔波期间，苏轼也利用闲暇四处游历，访遍名山大川，在古刹道观中与僧、道交流，和他们成为挚友，修禅心，悟道机。
儒家思想给了苏轼安身立命之本，佛性的教导让他能更加智慧和潇洒地面对世事变迁，而道教精神则让他保持一颗自然、乐观的本心。它们丝毫没有冲突，而是形成完美的融合，帮助苏轼跨过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大坎。
苏轼的“妙处”还在于，他能够打破世俗观念的约束，始终按照本心生活，这样的真性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他与发妻王弗、续弦王闺之和侍妾王朝云都关系甚笃，从不吝啬笔墨写下对她们的赞美。
他交游广泛，伯乐张方平、恩师欧阳修、仰慕者秦观、僧人参寥等，在他被贬斥放逐时，丝毫不会因为受到牵连而心生怨怼，而是寻找机会到流放地探望，或者鸿雁传书以表心意。即使是曾经的政敌王安石，也愿意放下政见上的分歧，与苏轼相谈甚欢。
苏轼能够有如此“好人缘”，一方面得益于宋代开明的社会风气。彼时许多大文豪都在政坛上大放异彩，即便有政治观念的冲突，但在文学上都能够相互欣赏。自宋太祖时期，立下祖训，“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对文人群体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包容。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轼性情中的“真”，让友人们能够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与之保持一生的友谊。苏轼自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乞儿”，他不以身份、地位、名气为评判标准，而是用佛家的“无分别心”与人相处，这种真诚、平等的心态，为其平添一份人格魅力。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将人的生活分为“身生活”与“心生活”两部分。
其中，“身生活”是指我们为了满足生理的基本需求，如饮食、睡眠、听、看等，是消极和暂时性的，但也必不可少。“心生活”是思想和心理层面的，是积极和不断累积的，我们学习知识、思考、阅读、写作，都是为了丰富“心灵”的世界。
而苏轼，就是一个能够将“身生活”与“心生活”完美融合的人。
苏轼对于吃很有研究，东坡肉、东坡饼、东坡豆腐……据说有60余种以“东坡”命名的食物。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苏轼对于“吃”的热情和钻研精神，也让人十分叹服。
东坡饼
食物也是生活中重要的慰藉。初到黄州之时，“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虽然官场失利，但有肥鱼嫩笋、美酒佳酿，所有的烦恼便可暂时抛却。
“心生活”之于苏轼，体现在他的博学、豁达和艺术修养上，能够将“生活艺术化”。如果用心理学理论来说，这是一种“升华”机制，来自生活的波澜与趣味，都可成为创作的源泉，最终留下不朽的经典。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生于眉山，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逝于北归途中；也曾少年得志，春风得意马蹄疾，却不料变故丛生，中年数次遇挫。他的人生地图之丰富、之多面，超乎今人想象。
他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在文人、政客、画家、美食家、工程师等无数身份之间自由切换。他是“文艺复兴式”的天才，亦是热爱世间所有美好之物的凡人，更活成了古代文人的一个传奇。
参考资料：
1、江晓英，《苏东坡：最是人间真情味》
2、林语堂，《苏东坡传》
3、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
注：本文图片来自央视纪录片《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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