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历史人物，十分的不易。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晚清的时代，国人并不像今天这样的开放，而是愚昧的一直排外，很少人能够接触西方的，并能够接纳西方的思想的。郭嵩焘就不一样。

郭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1818年出生的郭嵩焘在十八岁考中秀才，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在此结交到了曾国藩等人，为以后埋下伏笔。1837年考中举人，但在后来的两次会试中名落孙山，只得在已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举荐下成为幕僚，虽然时间不长但却是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而此次成为幕僚的时间也恰是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

在这次鸦片战争中，让郭嵩焘看到了让华夏一想瞧不起的岛夷的船坚利炮迫使我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他见识到了洋人的威力，亲眼目睹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撬开了大清王朝的国门，声势浩大的清军，在寥寥数人的英国士兵面前竟不堪一击。加上之前在英租界接触了西方文化，让这位有志青年当即誓言，必学西方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满足不甘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

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却开始了，郭嵩焘四处动员，劝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出山，创办了湘军， 此后三年，同时也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曾国潘有时会让郭嵩焘帮忙筹集军饷，而频繁出入上海的租界，租界内的图书馆、报社以及先进的机器设备，让郭嵩焘大开眼界，对西方人科学的发展大为敬佩，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它不仅仅看到了外国的坚船利炮，还看到了职分有别，井然有序，更看到了背后的人文素养。让郭嵩焘为之点赞打call，与当时的的其他中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的性格敢说直说，不仅明目张胆夸西方，还毫不留情的批判国人。他自己就说自己：“至于谤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逊，鄙人之谈如故。”

在1860年郭嵩焘被调往中央深受器重，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与其一同对外的是一名悍将，只知一个杀字，与郭嵩焘观念不同，此时的郭嵩焘认为英法不是之前的英法，主要目的是为了通商，发展经济。这种与大众不合的想法再加上他的清正廉洁，不贪污腐败，而遭受上下的排进，于是，任性的他提出辞官，并对曾国藩说：“审知吾道之义必不可行也，遂浩然以归。” 但他在家并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郭嵩焘仍关注洋务。终在两年后，受李鸿章的邀请再次出仕，然而在这次中仍不能让他舒心，再次辞官。

十年后，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并传播自己的思想，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而此时恰是1875年，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名为马嘉理案，这件事让郭嵩焘成了第一个以国家名义正式派往外国的外交官，当然，作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起初背负的却是不光彩的道歉赔礼的使命，然而当时大清上下官员，认为对英夷赔礼道歉非常屈辱，并不认为英国是文明国家，大家都劝他别去，这会让他遗臭万年！会被骂汉奸！

他家乡的人做出了更加偏激的行为，焚烧他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烧了他的家，但这并不能改变郭嵩焘的决定，其实这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真正破坏郭嵩焘的另有其他，在他到达英国之后，不仅不顽固不保守，而是积极的学习英国的各种礼仪各种文明，抓紧时间了解英国社会，了解那里的的政治文明如何运转，甚至尝试学习英文，得到英国人的一致好评，然而由于总理衙门的要求，郭嵩焘需要整理日常所见所闻，将之整理成册，发回国内参考，将之整理成《使西纪程》，郭嵩焘在记录过程中实事求是，可就是他的实事求是是他陷入危机的第一步，其中对英国的文明和富裕都进行了客观描述，比如描述英国人彬彬有礼，并非蛮夷，描述香港教育整齐严肃，比大清还好。而在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国内官员见之非常不满，甚至有人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称他为汉奸。只因为他在明目张胆的夸英国，于是，在内外压力之下，清政府下旨销毁《使西纪程》，将之列为禁书！

而远在英国的郭嵩焘其实过得并不舒服，因为他和副使刘锡鸿合不来，双方思想不同，互相看不惯，其中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说他穿外国人的衣服，看到巴西国王走过来，主动站起来问好，没有一点天朝使臣的样子；还说他听音乐会的时候，居然拿起节目单看，简直跟洋人一样。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但最终种种导致郭嵩焘在三年后再次辞官，离开伦敦，回到国内。

回国之后的他述职回老家的路程也是异常心酸的，无人想要靠近他，其中在他到武汉后，想由水路走洞庭湖、湘江回长沙。由于南风不断，他找了一艘小火轮拖拽。长沙人民听说后，炸了锅，想法设法阻止火轮进入省河。幸好北风大作，不用轮船拖拽了，化解了一场冲突。这件事让郭嵩焘即生气又可笑，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乡的思想还是这么顽固。白羊座直言敢说的毛病又犯了，他写出一封公开信：“哼——从来没有法律规定轮船不能走省河！我奉命回乡，不能在外久留，赶不到北风，自然要用轮船拖拽。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以为不是洋人的通商口岸就不能用轮船，可是我想问你们轮船应该放在哪里去，应该在哪里用？“郭嵩焘对这一次的“道德谴责“完全不服，反而觉得家乡士绅十分可笑。

他的这次辞官，直到去世，再也没有机会再出来做官，1893年，郭嵩焘病逝。李鸿章请赐谥号，清廷以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受非议，予以拒绝。至死，郭嵩焘依旧被排斥。而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看，无疑他的那些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一个不辞辛劳，远渡重洋七万里，忍辱负重寻求救国真理的爱国志士，就这样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临终前他还抱着希望“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却不知在他走后的第九年，竟还有人对他的“崇洋媚外”怀恨在心，上奏朝廷开棺鞭尸。可见郭嵩焘终究没能摆脱“汉奸”这顶帽子。

回看他的一生，很多时候都有一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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