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法中的帝王」谁是大明王朝的中兴之主，从谥号中或能一窥究竟

历史 07-04 来源：云谈青史

前言

说起明朝的“中兴之主”，想必很多人都能张口即来：有人会说当然要属明孝宗，因为历史上有“弘治中兴”的说法；还有人会说是明宣宗，毕竟有“仁宣之治”的盛世美名；甚至有人认为是明神宗，因为有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造就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但笔者要说，上面那三位恐怕都不是，单从谥法上讲，真正被明代官方认可的“中兴之主”，应该是明宪宗朱见深。

肯定有朋友会指责笔者这是在哗众取宠，在现有的通俗历史中，明宪宗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尤其在诸多的文史作家笔下，明宪宗常常成为讴歌“弘治中兴”的反面典型存在，“贪恋女色”、“安于享乐”、“荒废朝政”、“昏庸无能”似乎成了明宪宗身上难以撕下的醒目标签。

可事实果就如此吗？但凡史学论断必有出处，在我们大言不惭的为古人做评价时，是否真的有去翻阅各类史籍，认真比对，小心论证？恐怕大多数人只是人云亦云，拿着他人的观点，不加甄别，便奉为圭臬，殊为不智，这并不是对待历史该有的态度。

接下来笔者会从谥法和帝王的历史作为，来逐一登对，试为大家分析，看明宪宗是否当得起大明王朝的中兴令主。

何为中兴

对于“中兴”这个词汇，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它特指古代王朝由衰复盛，重新振作。

这在先秦典籍《诗经·大雅·烝民·序》中便有体现，其中有言：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此处讲的是周宣王执政时代，逐渐衰落的西周曾短暂出现过中兴局面。

按照谥法的解释：重光丽日曰宣；力施四方曰宣。宣字含有威加四方，重新兴盛之意，倒也符合史书对宣王时“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的评价，加之经昭穆两世后，周代盛极而衰，开始步入下坡路，周宣王执政前期遏制了颓势，当得起中兴的称呼。

这么说凡谥号为“宣”的，必定是中兴之主喽？

倒也未必？

就拿大一统的汉王朝来说，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他驾崩后便是被尊谥为宣帝，那么他是否就是汉朝的中兴令主？

史学界常有宣帝之世为汉之极盛，因为刘询在位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真正意义上将广袤的西域纳入了大汉的版图，成了我中华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与大汉争斗百年的匈奴，也俯首称臣，对外形势大好，内政也不差，武帝晚期的民生困顿，得到舒缓，因而纵观整个汉朝，宣帝执政时可圈可点当为盛世。

不过用上“中兴”评语是否恰当？毕竟从文景之治开始，大汉的国力是一直稳步上升的，到了汉武帝在位，远击匈奴，开拓河西，经营西域，一改前朝弱势，使大汉荣光普耀天下，虽说连年用兵，造成海内百业凋敝，可轮台诏之后，汉王朝已经意识到要修养生息，若以此持由盛转衰论，当然有失公允。

所以在汉昭帝之后，登上皇位的宣帝，不能说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只能说宣帝避免了大汉国势下滑，并继续将大汉王朝推向了顶点。

在谥法中宣字还有其他注解，比如：能布令德曰宣；圣善周闻曰宣。

这都是对施政有为的君王称赞，表明其在位时大有建树，但放在整个汉朝的大环境下，用“中兴”形容汉宣帝十分的不妥当。

因为在王莽篡汉后，天下大乱，汉宗室刘秀重新建立大汉，虽说两汉的帝系传承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高祖刘邦之后，只不过是大宗小宗的法理问题，两者实际还可归为一体，所以刘秀驾崩后被尊谥为“光武”帝，便可看出这一点。

何为“光武”？

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显而易见，东汉的开国之祖才是汉王朝臣民心中真正的“中兴”之主，他将大汉从亡国的边缘拉回正途，恢复祖宗旧有功业，可不就是“光武”吗？

估计会有朋友问，笔者一会儿说周代的“宣”是中兴的谥号，一会儿又说汉朝的“光武”是中兴谥号，那到底怎样才能从谥号中区分中兴之主呢？

先别急，咱么接着说另一个举世仰慕的大一统王朝大唐，看看谁是有唐一代的中兴令主，或许大家就能从谥法中找到规律。

大唐享国289年，历经二十一帝，历代史家毫无争议的将太宗至高宗时期列为治世，玄宗开元年间到天宝初为大唐盛世，盛衰的分界岭当然是“安史之乱”。

那么收复“两京”的唐肃宗，以及终结“安史之乱”的唐代宗是否可为中兴？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唐肃宗在平乱过程多次错失良机，以至于“安史之乱”绵延多年，未竟全功，而他放任宦官插手军权，更是埋下了亡国的祸患，虽说肃宗有挽救社稷的功劳，但绝没有达到复兴王朝的地步，其执政六年自然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兴”。

同样的道理，代宗时虽说平定战乱，可正如欧阳修所说：“代宗之时，馀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吐蕃的威胁，河朔三镇割据都是代宗朝遗留问题，大唐依旧未见“中兴”之光。

反而到了唐宪宗继位后，以“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为执政榜样，选贤举能，削平强藩，重振中央权威，使大唐“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旧唐书称之为“唐室中兴”。

这个“中兴”虽然没有恢复玄宗时的全盛，但相对前朝中央黯弱，却是实打实的恢复了，正如谥法中的解释：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宪宗施政值得称道，自然算是中兴令主。

还有一点关于谥法的知识跟大家普及一下，宪宗是庙号，不是谥号，而笔者之所以选庙号来解释，是因为，唐代开始每一个皇帝，除了政变被废黜的，都有庙号，这在隋朝之前并不常见，通常是有功德的祖宗才配享有庙号，也就是说皇帝肯定有谥号，但不一定有庙号，这一点反映在后世对皇帝的称呼上便可发现。

隋朝之前多称某位皇帝为某某帝，如汉武帝，隋文帝等，而唐代开始便称呼为某某宗，如唐太宗，宋仁宗等。

这便是庙号普及后，谥法从重视谥号改重庙号的直观体现。

笔者援引周代、汉代、唐代的三位中兴之主的谥号或庙号，加以说明分析，本意是为了说明这几个中兴君主，都是在王朝遭遇大的转折变故后出现的，谥为“宣”也好，“宪”也罢，都是在文治武功上有所恢复的，那便是中兴之君。

再如宪宗之子唐宣宗，史称“小太宗”，其文武可法，国家治理的也不错，颇有国初贞观气象，也可称为中兴。

到了宋朝，宋仁宗之后国势日渐颓废，除了神宗稍有振作外，其他诸帝鲜有可以称道的，等靖康之变后，高宗虽保全宋室，可毕竟偏安一隅，无论如何是没脸称中兴的。

明宪宗

明朝建国后，明英宗正统初年以前绝对是强盛之世，后世称那一时期为“全盛之天下”，可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数十万明军尽丧，英宗皇帝被瓦剌俘虏，明朝也差点滑向亡国边缘，可谓是国运转颓的重要转折事件。

明成祖时，大明武功极盛，疆域也最为辽阔，之后继任的仁宗、宣宗都勤于内政，舒缓了成祖在位透支的民力，保持了国力增长，而明宣宗也颇有些类似汉时的宣帝，都守住了祖宗的基业，做到了四方宾服，国泰民安，用中兴自然不当。

明宣宗驾崩后，幼子英宗接位，早期有三杨辅政倒也政通人和，只是三杨相继故去，又逢瓦剌崛起，边患逐渐严重，久不经阵仗的明军多成花架子，在英宗仓促亲征后，遭遇大败，丧师辱国，彻底终结了成祖以来的基业。

从英宗的庙号中便能看出，当时百官对其在位作为还是有所非议的。

在谥法中：出类拔萃曰英；道德应物曰英；德华茂着曰英；明识大略曰英。

虽然这也是美谥，但在皇帝只能用美谥的前提下，相对前代帝王差了太多味道，古文理解力强的朋友估计能一眼看出，“英”字的注解多体现在对个人品德、能力的赞美上，却没有一条体现在治国有为上的。

很明显英宗执政前后，确实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政绩，朝臣们也只能往往他身上找优点溢美，避而不谈政绩，其意不言自明。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皇帝在谥法多用美谥，可美谥也分了三六九等，至少得和皇帝生前作为能登对上，不然怎么吹嘘？

不论皇室还是士大夫们，基本的脸面还是要的。

自明朝历经土木堡之败后，两次登临皇位的英宗皇帝把国家治理的是一团糟，等明宪宗登基时，内有锦衣卫门达乱政人心惶惶，藤峡民乱骤起荼毒两广，荆襄流民云集大乱将生，而外有鞑靼扰边无虚月，哈密卫丢失西陲不稳，辽东女真又叛服无常。

这光景与明末乱世何其相似？

若果真如一些学者所言，明宪宗昏庸无能，那他如何做到，削平大藤峡之乱安定两广，开设郧阳府抚治百万流民？

明宪宗若懦弱昏聩，如何铁腕清剿女真，犁庭扫闾；如何收复河套、哈密，远击塞外，使边关十余年不闻烽火？

能被尊谥为“宪”的岂是平庸之辈？

谥法有解：博闻多能曰宪；赏善罚恶曰宪；行善可记曰宪；在约纯思曰宪；圣能法天曰宪；圣善周达曰宪；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聪明法天曰宪；表正万邦曰宪；懿行可纪曰宪；仪范永昭曰宪。

这可是在国政上文治武功有建树的皇帝，才能担得起的尊谥，不然一个昏庸之人大可谥为“熹”或者“敬”之类宽泛之号，何必用大有政治深意的“宪”？

文武可法，创制垂法，都意味着可为后世之君效范，一个懦弱之君怎么可能被如此夸耀？

《明宪宗实录》对宪宗朝的文治武功记录的很详细，笔者此处便不再一一引用，单说为何宪宗身上会平白蒙上昏聩之名。

一来，明宪宗执政能力强，对皇权看护的紧，百官更多的是只能受困股掌，被动执行皇帝意志，这一点与文官执政天下的理念冲突，自然不被后世文官所喜。

再者，宪宗任用宦官参政，司礼监和内阁在成化朝时彻底形成内外制衡的局面，成为明代政治惯例，当然也被掌握史书编纂权的文官们所诟病。

《明史》评价：“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也就是说史书肯定了宪宗的作为，但对其任用宦官却不以为然，西厂横行为祸明显故意夸大，汪直惩治过的不法官吏、太监，文官们当然不会写出来，而指责宪宗在汪直等人的蛊惑下擅开边衅，更是无稽，难不成面对外敌寇边只能被动挨打？

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上的很多观点都是有立场的，太监有残暴不堪的，可大臣也未必都是清廉自守的忠臣，今人在引用史学观点时，还是要多翻翻书，多思考，不能说可以发掘历史真相，至少可以减少错误疏漏之处。

呃，这个扯得有些远了，咱们继续谈谥法。

明英宗政治上无作为，亲手铸就了土木之变，将大明拉下神坛，而宪宗继位遏制住了颓势，对外的强硬使大明的武力多有恢复，当然敢对外耀武少不了国力支持，这也从侧面证明宪宗的文治也不错，当得起“文武可法曰宪”。

有意思的，明宪宗执政的成化时期，恰恰就是明代承上启下的转型期，洪武皇帝定下的旧有制度逐渐褪去，商品经济复苏，社会风气由俭入奢；而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也被正式承认贬值，货币政策的放宽，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历来只征收实物的赋税开始辅之银钱货币折色，这为将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创造了历史条件。

冥冥之中倒也暗合“宪”的另一条解释：创制垂法曰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