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说到明君必称尧舜，他们传贤不传子，把天下交给德行更好的人。尧禅让给了舜，舜禅让给了禹。

最早关于禅让的记载是《尚书》中的《尧典》，主要是尧禅让给了舜的故事。历史记载，白纸黑字。历代儒家也言之凿凿，说确有其事。

但是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人不信。那么重要的最高政治权利，真的会有人白白的拱手送于他人？你乐意，你身边的亲信和追随者愿意吗？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权利的转移不会这么简单。

第一个质疑禅让的是荀子。他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意思是这是瞎说。

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其《说疑篇》中说的更直白：“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意思是说哪有什么禅让，有的只是“舜逼尧，禹逼舜“而已。之所以让，那都是是被逼的。

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取得控制权以后就把尧给囚禁于平阳，然后取代了他的皇帝帝位，并且还不让尧与他的儿子见面。

显然，韩非子所言着重在批评舜禹逼上弑君有失为臣之道，同时也有否定尧舜禅让故事之意。

道家对禅让说的批评则不同于法家，他们通过大力赞扬许由等人在尧、舜欲让天下时坚辞不受的方式来批评和反对禅让之举。但是道家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却并未否定尧舜禅让故事。

法家和《竹书纪年》都以篡夺观念来解释尧舜及禹的的承继关系，但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言及尧和禹时又有另外一套说辞：“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意思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

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

“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这显然与其“逼上弑君以求其利”的说法相悖，进而说明韩非子本人对“逼上弑君”的篡夺观点也缺乏必要的证据和信心，同时似又承认了尧舜禅让故事确曾发生过。

下面反驳《竹书纪年》。据《帝王世纪》记载：“尧初封唐……及为天子居平阳。”即尧原本曾都平阳，何有“舜囚尧于平阳”，又何需舜“放尧于平阳”!

其实所谓“舜囚尧、禹反舜”是出自《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今本》最早出现在宋代，但后来已经遗失佚失，今天我们看到的《今本》实际上是经过清代陈广仓、王静安等文人编撰过的。王国维与朱右曾比对北宋以前的史书记载的《古本》段落，即断定《今本》为伪书！故而才重修了一本《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我们很多人引用也往往断章取义，造成歧义。

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法、道两家之所以反对禅让说，其目的显而易见。《韩非子·忠孝篇》云：“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臣，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庄子·庚桑楚》亦云：“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可见他们所担心的是后人效仿，以致天下永无可治，遗害千秋。

无论怎样，先秦时期人们还是普遍承认尧舜禅让这一古史传说事件的。韩非子在批评儒墨两家的尧舜观时还透露出另一则重要信息，即“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显学篇》)既言取舍，则必有所依，且证据所出当在孔子以前。因此，尧舜禅让这一传说事件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我们研究历史用的方法叫“二重证据法”。就是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做比照。现在又多出一重叫文化人类学的证据。意思就是不管是书里写的，还是出土文物上有的，我们都拿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再衡量一遍。看看符不符合普遍的人情事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们从这方便再来看看禅让制有很多不符合人情事理的地方：

第一，时间问题。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尧46岁上台，在位一共98年，也就是活了140多岁。舜在尧之前“摄政”28年，尧死以后亲政多年，晚年让位给禹以后又多活了17年，粗算一下也差不多活了110年。而且，包括尧舜在内的三皇五帝，寿命都出奇的长。

我们都知道这不符合人类的生理常识。后世皇帝执政时间最长的是清朝的康熙，在位一共61年。绝大多数皇帝连这一半的执政时间都到不了。那是上古，卫生、营养等各方面条件都不行，居然有人能执政近百年，个人寿命超过百岁，还连续多个。这完全不可信。你答应，科学都不答应。尧舜那时代的人，能活到三四十岁，就不容易了。

你看，这不符合人情事理吧？

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出身问题。

还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家里几代都是穷人，他本人种过地，打过鱼，做过陶器，各种苦活累活没少干，在家里还很受气，总之历经磨难，终于被尧发现。尧看他品德高尚，就立为接班人。

这就更不靠谱了。

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什么？是越往古代，身份就越固化，血缘出身就越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就拿咱们中国来说，直到唐宋之后，也就是科举制成熟之后，普通的平民才彻底打通了上升通道。之前，基本上都是是世家大族、世袭贵族垄断官职。再往前，西周时候，贵族和平民之间，那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世界各国的考古都证明，远古时代，基本都是神权政权合二为一，最高领导人都是半神半人的形象。

那在中国的远古时期，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个时代。普通平民，仅仅凭借自己道德高尚就能成为统治者的时代呢？

你看，时间问题和出身问题，这两项文化人类学的证据，让我们用简单的人情事理的常识，就可以推断：禅让制不靠谱。

那这是司马迁胡说吗？也不会。司马迁写《史记》，在细节上有想象附会的成分，但是在总体上，他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把尧舜执政的时间说得那么有零有整，一定有所依据。这也是人情事理的常识。

两个人情事理的常识冲突了。那怎么解释呢？还是要求助于人情事理的常识，它能帮我们形成全新的猜想。

这个猜想就是，尧舜其实都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部落的代名词，“人格化”。这个猜想如果成立，剩下的疑点就全部解释得通了。

首先看时间问题，那个时代，不可能有大范围的统一国家，都是部落联盟。一个部落强盛个一百多年，所有部落都认可它的领导地位，等它衰落之后，和平地把政权让给另外一个强盛起来的部落，这完全可能。这比一个人活一百多岁靠谱多了。所以，时间就对上了。

其次，这也就能解释舜的“低微”出身了。那不是舜个人的地位低微，而是舜这个形象代表的那个部落，原来实力较弱，在联盟中的地位很低，后来尧代表的那个领导部落逐渐衰落，舜代表的地位低的部落，实力逐渐增强，成了联盟新领导。这是和平的政权交接。这是不是比一个平民在那个时代当统治者靠谱多了。你看，出身问题也对上了。

再来，古代传说，把一个群体投射到一个个人身上，这是很惯常的做法。就像我们今天把美国称为山姆大叔，把英国称为约翰牛一样。因为人格化形象，比较容易在口语化传播中流传下来。你看，这也符合事理人情。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设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文字，只是靠口语传播历史。那也许过了很多年之后，就会有人传说上古时代，一个叫约翰牛的人，他很贤德，把王位传给了一个叫山姆大叔的人。

你看，这么解释禅让制，是不是很有说服力？禅让制也许既不是事实，也不是编造，它只是在说，在上古时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就已经很发达，就已经找到部落和部落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权力交接的和平方式。禅让制的真相，也许仅此而已。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结论，这只是一种更符合人情事理的猜想而已。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如果有一件事，有激烈的争论，两边都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先别忙着否定，也别急着站队，也别一头只扎到证据堆里找什么铁证如山。可以试着回到人情事理的角度，如果能划出一道新的辅助线，也许最终你会发现，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冲突矛盾，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果得不到解释，只是我们没找到那个人情事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