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治平元年（1064），后世闻名的两位重臣就科举考试一事发生了异常影响深远的争论，出身陕州夏县的司马光认为，“国家科第”应“均及中外”，南方士子在如今的科考中力压北方，以至于北方士子久无出头之日，为此就应该“逐路取人”，实现按照地方行政区域来录取进士的做法。而出身现今吉州永丰县的欧阳修则坚决予以反对，主张“惟能是选”。

南方士林的领袖——欧阳修

论争双方看似为了科举取士的标准而在庙堂之上争吵，实际上却反映了一个深刻的社会背景，自上古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等全方位落后于北方的局面在此时出现了倒转，北方的人文环境面临着严重的衰败。因此，自诩为北人的司马光则以一种高妙的手法来为弱势的北方读书人提供一种科举保护，而身为南方士林领袖的欧阳修则回应以更为高大上的说辞，来击破北方文人集团的阴谋。

尽管北宋年间对于南北分区录取一事尚存在着严重的争议，但到了明朝开国时，局面已经严峻到不得不重视的地步了。洪武三十年（1397）京师会试，所录取的51名进士竟然无一例外皆是南方籍贯，北方士子全部折戟沉沙。消息上报之后，以残酷手腕著称的朱元璋大怒，认定身为南方人的主考官刘三吾偏袒乡人，下令将其流放三千里，重新更定录取名单，新录取的61人中，更是全部为北人，体现了这位洪武大帝喜欢“剑走偏锋”的极端性格。

喜欢剑走偏锋的洪武大帝

虽然此次事件以政治权力的强势干预而告结束，但南北方文化环境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呈现继续扩大的迹象。在从建文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的26时间里，9次科举取士共录取进士1938名，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南方6省占到了录取总数的83.6%，而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5个北方人口大省，则仅占了区区的11.6%。

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则会面临一个谁都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北方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弱，直至完全被排斥于国家官僚治理体系之外，庙堂之上，将成为南方文人的天下。

这种残酷的“马太效应”对于自诩“海内皆为赤子”的大一统帝国来说是完全无法容忍的，且不说北方知识分子无法进入庙堂就会转入朝廷无法控制的民间社会的可怕场景，单就南方文人抱团这一点就令喜欢手下大臣相互制衡的帝王感到寝食难安。

于是，宣德元年（1426），励精图治的宣宗皇帝下令，将全国划分为南、北、中三个考区，进士录取名额也分为三部分，分别为55%、35%和10%。

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三个考区所涵盖的省区范围，南卷：浙江、福建、广东、湖广、江西、南直隶苏松常镇等江南府州，大体为明代所称的东南地区。北卷：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5省。中卷：南直隶凤阳、徐州等江北三府三州，以及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

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数量、文化水平来看，尽管南卷区域占据名额最多，显然算是吃了一个大亏，而北卷则相对容易，中卷则最为简单。如此通过打压文化先进地区以实现“国家治理”一碗水端平的举措虽然能够起到长治久安的意图，但牵涉其中的官员和地方知识分子则无一对此表示满意，因此，这项旨在维持平衡的措施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先后遭到了三次大规模的挑战。

（一）景泰二年（1451）会试不分南北卷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亲征的正统皇帝被也先俘虏，其弟景王朱祁钰在众多大臣的拥护下登基为帝。为了尽快消除哥哥的政治影响力，甫一即位，这位景泰皇帝便立即下诏，宣布一切规章制度皆恢复曾祖朱棣时的“永乐旧制”。这样一来，在宣德年间方才推出的分卷举措，便成为了不合时宜的清理对象。

折损明军数十万和一位皇帝的土木堡之变

此时北方方才经历了也先入侵的大动荡，再加上南北方经济、文化的差距并未有任何缩小的迹象，脱离了分卷保护政策的北方士子，将会在会试中一败涂地。

圣旨发下之后，身为言官的户科给事中李侃挺身而出，直言礼部祸国殃民，南北分卷之举不应当被废除。继这位出身北直隶顺天府的言官之后，身为河南彰德府的刑部侍郎罗绮也直言进谏废区一事万万不可。

两位首先冒尖的反对官员皆为北方籍，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不言而喻，那被他们攻击祸国殃民的礼部又是如何呢？此时，主掌礼部的胡濙已是从宣德元年起便担任尚书的胡濙，出身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的他，面对新帝登基、意图改制的大好时机，作出的选择自然明白无误。

礼部回奏皇帝，自古以来孔子、孟子等先贤大儒哪一个不是北方人？以今言之，“靖远伯王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等重臣都是北方人出身，李侃和罗绮怎么能说北方没有人才能够科举高中呢？

于是，在礼部撒泼耍赖、偷换概念的奏请下，本就一心变革前朝旧制的景泰帝顺水推舟，坚持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景泰二年，这位新帝在位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全国士子就这样来了一次绝对公平的同场竞技。

令南方籍大臣遗憾的是，新任皇帝改革的目的仅仅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当几年以后他的统治已经相当稳固时，南北中分卷的旧章再次被人提出。不同于数年前的态度，这位皇帝这次主动站到了北方人一边，于是，南北不分卷的“公平”仅仅实施了一次科考，便再次无疾而终。

（二）成化二十二年（1486）的中卷加额

在前述的中卷考区中，基本都是一些相对而言落后的地区，但身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却显得相当扎眼。由于元末明初的战乱，宣德年间划分考区时，四川与周围地区无二文化水平使得它被划到了最受照顾的中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蜀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再次强势崛起，直接占到了中卷区域录取名额的60%以上。而本土的士子也由此得以登入庙堂，成为朝政的执牛耳者，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内阁首辅万安和礼部尚书周洪谟。

成化二十二年，四川省左布政使（相当于省长）潘稹提出，南北分卷中“中卷”的比例实在太少，对于如今已经人口增长巨大的几个省来说并不公平。此言一出，众人皆感诧异。并非是因为潘布政的厚颜无耻，而是由于明代严格执行异地为官制度，身为四川最高行政首长的潘布政绝不可能是四川人，那为何要为了四川人的利益而去冲击既有制度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细考潘稹的履历，就会发现，这位语出惊人的布政使虽非四川人，但其家乡却为同属中卷考区的南直隶庐州府。更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潘氏此举是为了迎合此时正职掌中枢的权臣。

接下来，本该被斥为“奇谈怪论”的奏疏被内阁和礼部郑重其事的加以认真讨论，得出了中卷考区“未免不均”的结论。在双方的默契配合之下，原本就占尽便宜的中卷又分别从南卷和北卷挖走了2%的墙角，比例由10%扩大到了14%。

如此名目张胆的扩招，招致了利益受损的南北方官员的一致反扑。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中卷士子还未来得及享受到优惠政策的时候，新帝孝宗即为，先帝的两位四川籍宠臣被朝堂上下争先弹劾，不得已辞职回乡，而这次改革也便“人走政息”。

（三）正德三年（1508），全面偏向北方

明武宗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十分不堪的形象，除了荒淫无道之外，重用太监刘瑾也是其的一大罪状。正德二年，兵科都给事中赵铎上奏，“今天下人才日多而限于制额”，北方各省幅员辽阔，科举考试名额却不如南方，“不无遗才之叹”。

此时正值权势熏天的刘瑾，心中怀着一颗报效家乡的诚心，出身陕西兴平的他虽然身为宦官，却对家乡士子格外关心。收到了出身山西平阳府曲沃县的赵铎的上奏，这位权宦立即找来同属北方籍的大学士焦芳商讨对策。

对家乡士子关怀备至的太监刘瑾

焦芳，这位出身河南的大学士素来以痛恨南方官员著称，《明史》记载，他每逢“去一南人”，则为之一喜。在宫内大宦官的全力支持之下，这位对南方士子早已深怀不满的内阁首辅立即在朝堂上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据同时代的陈宏谟《继世纪闻》中的记载，面对纷纷持反对意见的同僚，焦芳直接采取了怒斥的态度，迫使各位大臣不得不对政策改革表示支持。

《明武宗实录》：“南、北均取一百五十，著为定规。”

实际上对北方的偏袒不止如此，长期游离于南北双方的中卷在这次改革中被取消，而其中的优等生四川则被并入本就竞争激烈的南卷，而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的贵州等地则被并入了北卷。虽然陕西、河南等省在面对江南士子时处于下风，可要超过贵州、云南，实在是一个不算困难的任务。

正德五年八月，刘瑾倒台，北方士子如同二十多年前的四川一般，未享受一天专属于他们的优惠政策，一切又都恢复到了旧的轨道之上。

从明朝前期对科举分区的不间断变革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主导变革的关键在于同一利益相关集团得以执掌政权，而变革最后的失败也与掌权者的轰然垮台密切相关。相较于南方士子的强势，北方士子在历次变革中显得并不突出。然而，北方却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制度buff，那就是宦官基本上都来自北方。所以，历次的变更中，尽管北方籍官员的数量与南方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仍然能够力压南方一头，根源便在于此。

而历次惨烈的政治角力换来的结果无非就是维持现状，更是证明了分区录取进士对于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性。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则进一步实施了彻底的按省录取的科考制度，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参考资料：

汪维真《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史学月刊》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