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1871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人。她不仅是“辛亥革命功臣”（周铁农语），“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孙中山语），颇具影响的女报人和女子教育家（陈立夫语），更是高举妇女解放运动大旗的“一代女魂”（康克清语）。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向大会推荐8位中华百年女杰，唐群英位列第四。

潇湘三女杰，中国同盟会创立者之一

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嫁与湘乡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后来三个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结婚不久，女儿夭折，过了两年，丈夫也病逝了。唐群英决计“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

1904年秋，应秋瑾之约，追随去东渡日本求学。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1905年8月，唐群英积极促成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参与了同盟会创办的全过程。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一代双枪女将，名震辛亥革命

1908年，唐群英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相继在湘乡、衡山、醴陵及赣西等地，宣传同盟会的宗旨，策划武装起义。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2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唐群英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成为第一批授勋的“开国功臣”，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

当年秋天，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她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亲自挎着双枪，带领女兵迎面冲击，吓得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此役耗时近一月，既是革命军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更堪称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

掌掴宋教仁，怒斥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竟然没有女子参政的规定，比起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后退了一大步。为此，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恢复“男女平权”，均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1912年3月20日，唐群英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会场上有男议员发难说：“女子无国家思想，无政治能力，与此政事，会误国机。”女议员有人立即反驳道：“你们这些议员大人，晚上打麻将，白天开会打瞌睡，发言打官腔，又有什么治国安邦的高见？”会场上，拍桌打椅乱作一团。

1912年7月，同盟会召开会议，商量成立国民党事宜。唐群英获悉，国民党的党章草案中已没有原同盟会章程中“男女平权”这一条，新党章违背了同盟会旧规，禁止女性加入。这一条据说效仿英国女性不参政的宪政惯例。唐群英于是冲进会场，质问主持改组事宜的宋教仁：“为什么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除？”宋教仁张口结舌，尴尬至极。 8月25日，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在众多女会员簇拥之下，走上主席台，再次质问宋教仁：删除男女平权这一条，“实为蔑视女界，亦即丧失同盟会旧有之精神。要求向女界道歉，并于党纲中加入男女平权内容”。宋教仁仍沉默不语。盛怒之下，唐群英给宋教仁一记耳光。且还“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唐群英是同盟会首个女会员，曾被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现在别说是英雄，连党员的资格都没有了，唐群英的愤怒可想而知。国民党元老张继出来圆场，建议举手表决是否加入男女平权，男议员竟然无人举手，女会员们愤然离场。

1912年10月22日，唐群英在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各地设分部，唐群英被推举为本部总理。当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女子的份儿。唐群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她们还创办了以女性参政为主要话题的《女子白话报》，抨击袁世凯政府“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吾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此举激怒了袁世凯。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等人。不得已，唐群英只好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继续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权。

唐群英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在长沙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为振兴中国女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回国后，唐群英“执教鞭于赣宁诸省”。为了创办女学，唐群英负债累累，晚年生活非常窘困，靠南京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度日，后来补贴被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特地为此联名上书。其中写道：“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一代女杰，晚景凄凉至此，让人不禁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