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有点大，足可写一部专著，现在仅用七千字予以呈现，如有遗漏或偏差，敬请海涵。）
1871年，大清国与日本国经过友好协商，宣布“建交”——双方签署《中日修好条规》，里面全是互惠互助的内容。照理说，两国应该从此和谐相处才对，怎么却一直龃龉不断、最终兵戎相见？
从中日这次“建交”，到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这23年时间内，中日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中日修好条规
1870年9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刚刚到任，便有一拨日本人要来拜访。
日本派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率领的特使团来华，寻求建立通商及外交关系。
此时日本已经开始明治维新，国力蓬勃发展，李鸿章对日本准备采购西方战船和新式火炮很感兴趣，于是同意见面。
9月4日，柳原一行在天津谒见了李鸿章，双方相谈甚欢。
李鸿章
柳原前光，他的妹妹是大正天皇的生母。
第二天，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建议清廷与日本建交、通商，加强双方联合，以阻止日本倒向西方国家。
清廷同意了他的意见。
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全权大臣”，携带明治天皇的国书来到中国。
9月13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分别代表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中日通商章程》。
从内容看，这完全是平等友好、互惠互助的条约。
伊达宗城
按照常理来说，既然是双方平等自愿签约，应该可以“和谐友好”地相处下去了吧，但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日本主动靠近中国的“示好”表现，其目的似乎并不“单纯”。
所以，无辜的近代中国，似乎注定要与日本成为一对冤家。
刚刚建交不久，在中国台湾便发生了“琉球渔民被杀事件”，此事最终引发了日本对台的首次武力侵犯。
1871年10月15日（此时距《中日修好条规》的签署才刚刚一个月），一艘琉球渔船因为遭遇台风，漂流到了台湾岛南端，船上有54人被当地土著居民杀死。
琉球王国曾经长期向中、日两国朝贡，且一直使用中国明清两代皇帝的年号，但日本却视琉球为自己独占的属国，因此在上述事件发生后，日本很快派员赴北京，与大清国交涉，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就在两国为了此事争论不休时，日本悄悄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
琉球今图
第二年（1872年）10月，日本强行宣布改琉球国为“琉球藩”，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之后又将琉球群岛划归了日本的冲绳县和鹿儿岛县。
琉球不满日本的霸道行径，开始向大清国求援。
大清国由于自身内外交困，无力发兵保护琉球，只得反复与日本交涉、抗议日本单独霸占琉球，但日本却置之不理。琉球一事只能搁置。
就这样，刚刚建交不久，大清与日本的关系便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就在日本宣布吞并琉球后不久，中国台湾又发生了“小田县民事件”。
1873年，日本小田县民4人漂流到台湾，自称遭到当地土著人的抢劫、毁船和虐待。
虽然这4人最终被妥善送回日本，但却成为了日本向大清国发难的另一个理由。
日本向大清国提出交涉，以“琉球渔民”和“小田县民”这些涉台事件为借口，反复投诉台湾土著民的所谓“暴行”。
在反复聒噪之下，总理衙门的值班官吏无计可施，索性回复称：
“生番不服王化……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处理”。
这下便让日本人抓到了出兵的借口。
1874年5月，日本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三千多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从长崎出发，登陆中国台湾“兴问罪之师”，后遭到当地牡丹社原住民的激烈抵抗。这便是“牡丹社事件”。
西乡从道，他手中拿的是台湾地图
牡丹社乡民顽强抵抗日军，凭借石门天险予敌重创，图为日本人所绘的进攻图
后来，日军中爆发热病，而清廷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威慑日军。
日军出师不利，只好同意与清廷谈判。
中日双方在1874年10月签订《台湾事件专条》，此后日本撤兵，清廷则在台湾加强了海防。
沈葆桢。晚清重臣，林则徐的二女婿，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英美等国干涉，该条约内容的表述含糊其辞，竟然把琉球渔民的遇害表述成是日方的“国民遇害”，把日军侵略台湾说成是“保民义举”。这就等于是间接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国土。
另外，大清国需支付日军50万两白银——10万两为遇害渔民的抚恤费，40万两充做大清国回购日军“修道、建房”的费用。
条约签订后，日本从台湾撤兵，大清国则“破财消灾”。
奋勇抵抗日本侵略的台岛高山族原住民
双方这次妥协，虽然让日本侵占台湾的计划落空，但却等于是默认了日本独霸琉球的事实。
1875年，日本强行命令琉球停止向大清国朝贡，中断了中琉之间的宗藩关系。
清廷还是只抗议、不发兵。
在大清国的再三纵容之下，到1879年，日本干脆废除了“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王族成员也被全部挟持到东京软禁，琉球史书停止编撰。至此，琉球国彻底灭亡。
除了掌控琉球之外 ，日本还将魔爪伸向了大清国最重要的属国——朝鲜王国。
1875年，日本派军舰开进汉江入海口外，制造“江华岛事件”，并于第二年强迫朝鲜李氏政权签订了《江华条约》，就此打开了朝鲜国门。
日军制造“江华岛事件”图
此后，日本势力开始渗入半岛，再加上朝鲜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民怨沸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
事情发生后，清政府派兵镇压，很快便平息了兵变。但是因为有十多名日本人在兵变中被杀、公使馆被烧毁，导致日本政府强烈反弹，准备派大军进攻朝鲜。
迫于清军压力，日本最终暂停派遣军队入朝，改为向朝鲜施压。
经过反复交涉，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又称《仁川条约》），日本获得了一系列权益，因此罢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约赋予日本在汉城少量驻兵的特权，这便为今后中日两国争夺朝鲜宗主国特权埋下了隐患。
壬午兵变图
两年以后，朝鲜又爆发了“甲申政变”。
1884年12月，以金玉均为首的、受日本人资助的朝鲜开化党人，借中法战争爆发之机，暗杀亲清的守旧派大臣，挟持国王李熙，企图带领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改革内政外交，建立亲日政权。
袁世凯率领驻朝清军攻打叛军，迅速镇压了这次政变，结束了开化党的“三日天下”。
平息政变的战斗中，一些混进叛军中的日本士兵被杀，而汉城也爆发了排日风潮。
政变平息后，日本卷土重来，以武力勒索朝鲜，于1885年1月同朝鲜签订《汉城条约》，索取了谢罪、赔款、惩凶、增兵等特权。
朝鲜开化党人
不仅如此，并不甘心失败的日本政府，再次找上大清国进行交涉。几个回合下来，双方于1885年4月18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代表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主要内容如下：
1、 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
2、 两国均不要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
3、 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某一方需要派兵入朝时，应先发文通知对方。
从字面上看，这些内容对双方都很“公平”，但实际上清廷吃了大亏。
按理说，大清国是朝鲜的宗主国，清军入朝、增兵、撤兵等军事行动，原本不需要跟日本商定，也不需要通知日本方面。
而且清廷此前在朝一直有驻军，现在突然全部撤走，这明显是一种对日日妥协。
大清国稀里糊涂签了这个条约，等于是放弃了在朝鲜的宗主国特权。如果深究，只能将原因归纳为大清国的所谓“大国气度”，不与日本蕞尔小国计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实际上，大清国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这种退让、懦弱的态度，为后来清军的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
这件事发生在日本本土内，所以值得写一写。
1886年8月（清光绪十二年），大清国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停靠日本长崎，一边补充给养、小修小补，顺便也是向日本“炫耀”一下大清国的新式军舰。
当时赴长崎的“镇远”号铁甲舰
8月13日，军舰入港，几名清朝水兵上岸购物游玩（另一说是水兵狎妓闹事），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一名警察被刺成重伤，一名中国水兵受轻伤，后遭逮捕。
第一天的冲突并未引起中方重视，直到两天后的大规模械斗。
两天后，李鸿章授意全舰队集体休整，四百多水兵放假一天，可以上岸自由观光。
上岸前，舰队领队丁汝昌严令士兵不能携带刀械，导致清军水兵在冲突中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上一次的冲突还未平息，再次上岸的清国水兵被日本警察盯梢，双方在长崎市区爆发大规模械斗。
众水兵被数百名警察分割包围，再加上街边市民投掷石块攻击，水兵死伤惨重。
长崎事件（油画）
事后统计，清国水兵方面有5人死亡、5人失踪（一说是10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警察被打死1人（一说2人，另一说5人），30人受伤，而长崎市民也有多人受伤。
事后双方也是闹得不可开交。大清水兵还将军舰上的炮衣褪下，进入临战状态，大有炸平长崎的态势，而当时的日本海军才刚刚起步，面对大清国的“坚船利炮”，日方顿时失去了脾气。
经过英、德等国公使调停，中日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各向对方死伤者赔偿抚恤金。大清国赔偿日本15500元，日本赔付大清国52500元，而长崎医院的所有医疗急救费用2700元则由日方承担。
在长崎事件中，因为日本赔付较清廷更多，所以有观点认为这是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的首次外交胜利。但是笔者认为，这起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一些很恶劣的影响。
当时的长崎港
首先是刺激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仇恨。过去两国的一些外交纠纷，都还只是停留在军政高层之间，而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国土上，很多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然便滋生了浓厚的反华情绪。
另外在此事发生前，日本海军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此事一出，直接刺激了日本建设近代海军的决心，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此后几年，日本每年的军费支出都占到了财政总支出的近12%。
几年以后，日本海军的实力就超越了北洋水师。
除此之外，大清国的电报密码还在这起事件中遭到日本方面的破译。甲午战争时，日方借此掌控了清军的行动部署，导致中方产生重大损失。
我们把目光再次拉回到朝鲜半岛上。前文说过，日本在朝鲜“壬辰兵变”和“甲申政变”中都落了下风，因此对清廷十分仇视，国内“与清国开战”的论调也甚嚣尘上。
为了落实“大陆政策”，日本决意与中国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另外也是为了防范沙俄在远东的扩张），遂开始积极扩军备战。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了一个侵略中国的“蓝图”——《清国征讨策》，并提出：
“以五年为准备之期，然后待可乘之机而攻击之”。
小川又次，日本陆军磨刀待战的倡导者，影响日本陆军几十年的战略家。
与此同时，参谋本部海军部人员和所属舰队军官，还分别拟定了对中国作战的六个方案。
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缓进派”担心俄国趁火打劫，因此主张过十年“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但仍然坚持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随时准备投入战争。
伊藤博文，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第一个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统监
日本陆军代表人物、曾经两度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则是“激进派”的代表，他在1890年作《外交政略论》，公然宣称日本疆域为“主权线”，而中、朝等邻近国家的疆土是日本的“利益线”。
山县有朋
1892年，日本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抛出《殖民论》，认为日本“人口过剩”，应该像西方列强一样，向海外扩张殖民地，而且“日本决不能落后”。
1893年，日本成立了以榎本武扬为会长的“殖民协会”（榎本武扬此前曾经担任文部大臣，并于1882~1885年担任过日本驻清公使）。
1894年7月，就在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竟然毫不掩饰地说：
”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的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欢迎反华战争。”
甲午战前，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不断向中国派出间谍，甚至在1893年4月，他还亲自出马，以旅游为名，到朝鲜和中国进行了三个月的实地勘察，搜集了大量的情报。每当被邀请列席日本内阁会议时，川上操六都都主张要向中国开战。
川上操六
除了日本的军阀、官僚在积极备战外，日本思想界也刮起一阵鼓吹侵略扩张的旋风。
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政论家福泽谕吉多次撰文，强烈主张日本攻占朝鲜和中国，并展望了侵略战争的“辉煌前景”：
“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占领东北三省、将日本国旗插上北京城头……”
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怂恿明治天皇御驾亲征。
日本最高面额纸币——“万元大钞”上的肖像人物，便是福泽谕吉
可以说，日本的“大陆政策”，经过19世纪六十年代的萌芽、提出，七十年代的酝酿、定型，再到八十年代的积累、尝试，进入九十年代后，各方面都已成熟，到1894年前后，这种蠢蠢欲动的扩张欲望，已经呈现出不可遏制的态势。
就在日本蠢蠢欲动、即将发动侵略战争之时，又发生了金玉均被杀的事件。
前文曾述及“甲申政变”，提到金玉均事败之后，率朝鲜开化党骨干跟随日本公使逃出朝鲜，流亡日本。
与此同时，开化党在朝势力被清洗，闵妃集团重掌政权，闵妃与极端仇恨金玉均等人，派出杀手潜入日本，企图暗杀金玉均。
金玉均
政变前后，日本人对开化党进行了武器、密谋、实施上的鼎力相助，其目的则是希望通过开化党政变夺权后，日本可以借此掌控朝鲜政治。在金玉均等人逃亡后，日本政府为了妥善保护，将他们先后送到小笠原群岛、北海道、东京等地，以躲避朝鲜刺客的追杀。
在海外流亡近十年后，金玉均身心俱疲，转而希望与清政府合作，并借大清国之力推进朝鲜的改革。
1894年3月，闵妃派出的刺客洪钟宇，以5000元资金作为诱饵，诱使金玉均赴上海与清国高官李经方会晤。（李经方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此前李经方曾经担任清国驻日公使。）
3与28日，在上海美国租界的一间日本旅馆内，金玉均被暗杀，身中3弹。当天傍晚，租界警察将嫌犯洪钟宇抓获。
金玉均遭刺杀身亡（绘图）
按照大清国律例，死者尸体应该有人领取。当时清国上海衙门本来已经做好安排，同意日本人北原延次将金氏遗体带回日本安葬。可是不料，当朝鲜闵妃统治集团得知金玉均被杀后，立即联系李鸿章，请求将洪钟宇和金氏遗体一并交给朝鲜国处理。
李鸿章同意了朝鲜的请求，先是要求租界警署将洪钟宇和金氏遗体引渡给清政府，然后又转交给朝鲜方面。
因为当时没有去朝鲜的船只，清廷上海衙门还禀告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在刘的批准下，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洪钟宇和金氏遗体送回朝鲜。
4月金氏遗体被送至朝鲜后，朝鲜宫廷对其凌迟、曝尸，又将金氏的家族三代和政变同党一律处斩。杀手洪钟宇则被授官。
金玉均遗体被分解，头颅挂在三脚架下，三脚架上挂一面幡旗，上写“大逆不道玉均”，曝尸三日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对于金玉均被暗杀和引渡回国的全过程，日本人感到十分愤慨，对清、朝两国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5月20日，日本友人会为金玉均在东京浅草寺举行约两千人参加的葬礼，众议院犬养毅等社会名流指责清政府，认为将金氏遗体押回朝鲜是对日本帝国的极大侮辱，要求日本政府对清国采取报复措施。
葬礼次日，日本民间玄洋社成员约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请求政府对清国宣战，以雪耻辱。
日本国内反清、反朝的呼声高涨，“征韩论”“征清论”开始在新闻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而日本政府与社会民间舆论保持了同样的态度。
不可否认的是，金玉均被暗杀和遗体被引渡回国的事件，逐渐演变成日本挑战大清国的另一个情绪化因素，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可以说，此时的日本，从上到下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距离引爆只差一根引线了。
很快，这根引线就出现了。
1894年1月11日，朝鲜半岛再次爆发动乱，这便是东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学党起义”。
这场“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农民起义，爆发之后迅速呈现燎原之势，很快攻下了多座城池，让朝鲜王朝大为恐慌，只好向清政府驻朝代表袁世凯乞援：
“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
袁世凯收到乞援书后，电禀李鸿章。李鸿章则在上奏清廷后，拍板将自己的淮军派往朝鲜。
东学党起义，起初声势浩大
根据前文提到的1885年清、日两国签署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两国都先后派兵到了朝鲜，而且都在事先通知了对方。但是，两国派兵的理由却差别很大。
清朝派兵，是应朝鲜王国的请求，赴朝镇压起义军、平定动乱的。而日本派兵入朝的理由则是：保护在朝境内的日本侨民。
当然，朝鲜境内当时确实有不少的日本侨民，但是日本兵越派越多，到6月底，日本在朝陆军已达万人，停泊在釜山、仁川港口的军舰多达8艘。与之相对的是，清军派来的陆军不不到4000人，军舰只有“济远”“平远”“扬威”“操江”这4艘主力舰。(其余的运兵船为没有攻击力的商船。)
1894年7月19日，日本联合舰队集结在朝鲜吴军港，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清军走到半路（还没到平壤），东学党起义军却与朝鲜宫廷达成了双向协议，两边一妥协，起义军就地解散了。
既然起义平息了，李鸿章则准备遵循“老例”，让赴朝清军于牙山集结后回国，同时令常驻汉城的袁世凯“催日本同时撤兵”。
日本当初急于出兵，本就没有获得朝鲜的请求，所谓“保护侨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朝鲜起义平息后，日本兵仍然赖着不走。
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后，东学党农民军再度蜂起，抗击日军，1894年12月底失败，图为起义首领全琫准被捕
日本军队不仅赖着不走，还不断增兵。
在此期间，主持日本军务的川上操六，与支持外交的陆奥宗光则一起奋力鼓吹战争：
“利用出兵之机，导致日清两国开战！”
此时的朝鲜形势，已经剑拔弩张。
李鸿章再一次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
他和他的淮军将士们，将要为这种“低估”付出惨痛的代价。
整个大清国，都要为这次“低估”付出惨痛的代价。
7月23日凌晨，日本派兵进入汉城，攻占朝鲜王宫，劫持国王李熙，建立了亲日傀儡政府。25日，该政府在日本唆使下废除同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
从此，日本开始对中国不宣而战。
7月25日，当中国运兵船护航舰济远、广乙从牙山鱼贯出口准备返回中国时，遭到日本舰队突然袭击，均受重创。
与此同时，日舰又击沉了中国租用的运兵船——英国商船“高升”号，导致800多人殉难。
“高升”号仓促应战，但宁死不降，终被炸沉于海底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书，影响两国国运的甲午战争正式打响！
甲午战争的具体过程我不再赘述，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一败再败，终于割地赔款，进一步衰落下去。
而日本却借此战实力大增，一跃成为东亚头号强国，继吞并琉球和侵占中国台湾之后，又逐步蚕食了朝鲜半岛。
中日双方从1871年“建交”逐渐走向了战争，区区23年时间，清政府从当初鄙视日本“蕞尔小国”，到妥协退让，再到被打得满地找牙、割地赔款。此中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不能不说，在政治交锋与战争浴血的背后，有更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落后腐朽的君主专制政体、天朝上国的自满心态、危机意识的极度缺乏，是导致晚清走向衰落、辱于日本、败于列强，并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
而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段历史，也充满了满腔的悲愤和懊恼。
悲愤于近代日本的咄咄逼人，懊恼于晚清国势的日渐衰微。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警示虽成老调，但的确有反复重提的必要。
（全文完）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