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广州就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到唐代时已开辟了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到达波斯湾的"广州通海夷道"，大批的大食、波斯人前来中国进行朝贡、经商。

唐交通图

事件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九月，“大食和波斯两国兵众"洗劫了广州城，并从海上逃走。这次事件使得广州元气大伤，海外贸易短期内趋于停滞。

“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旧唐书·肃宗纪》

“乾元初，（波斯）从大食袭广州，焚仓库庐舍，浮海去。"--《新唐书·波斯传》

“乾元元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踰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资治通鉴》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廷面临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为了平定叛乱，唐朝曾向大食求援，而大食也派了一支军队来帮助平叛。援军的到来，对平定安史之乱的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这不久后的乾元元年，广州方面却突然上表朝廷：“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这是怎么回事？洗劫广州的“大食和波斯军队"究竟是什么身份，真的是援唐的军队吗？

阿拉伯人

认为洗劫广州的是援唐军队的首先是外国的一些学者，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认为，由于安史之乱的严重影响，唐朝廷已非常贫困，肃宗至德二年（757），大食派遣军队，援助唐朝。唐大将军郭子仪等凭籍大食及回纥的外国援军，平定了安史之乱。可是朝廷对待这等外国人不适当，以至回纥人掠夺了东都洛阳。上述肃宗乾元元年的大食人、波斯人等在广东的暴行，也是由于不满唐朝廷的所为，要以暴力劫走他们西归留下的土产。中国著名伊斯兰史学者白寿彝则推测大食兵在陆路上的归途发生障碍，因而改由海道归国。加之大食帮助唐王朝收复两京后，唐王朝并未应允当初的承诺，于是在回国途中，他们洗劫了广州城。至于波斯与大食两国兵众合在一起，则是因为波斯此时早已被大食所灭，他们或是受大食人所支配的。

“彼等（阿拉伯援军）在洛阳时，越轨行动，乃遣之取道广州，而回阿拉伯。惟在广州，有人讥其在作战时间已食猪肉，因不堪本国人之讥，乃与阿拉伯及波斯人共同掠劫其城。广州都督避于城上。--《伊斯兰教在中国》英国传教士海思波

疑问

这种说法有很多疑问，首先，这些军队由海上“浮海而去"，需要的大量船只从何而来？其次，按理来说，如果真是他们洗劫了广州城，那么这应该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战争事件，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唐与大食、波斯的关系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双方之间并似乎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乾元二年（759）八月，波斯还派使者来朝；宝应元年（762）六月和九月，波斯又两次遣使朝贡；乾元元年（758）十二月，黑衣跋陁国使伏谢多还蕃，宴赐有差；上元元年（760）十二月，白衣使婆谒使等十八人于延英殿会；宝应元年（762）五月戊申和十二月，黑衣大食的两次遣使朝贡。双方频繁的往来似乎反映出广州城被洗劫并非大食与波斯士兵所为。

唐与大食地理图

再来看看时间，《旧唐书》记载大食、波斯兵众浮海而去的时间是九月，这不符合我国古代的航海时间规律。古代海上航行动力主要是风力，所以非常在意气候季风的规律。历史学家章巽先生在《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中总结过，亚洲东南方的海上，冬春二季盛行东北风，夏秋二季盛行西南风，这就决定了由中国向西南航行到南阳及印度等地必须在冬春之季；在唐代出海航行也要遵循这个规律，唐高僧义净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了他首次南航的时间，初秋不久先到广州，在广州等冬季季风到来后才启航南行。因此可以推断，大食、波斯兵众九月浮海而去不符合南海西航的时间规律。

“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广州，举帆南海，缘历诸国，震锡西天。"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洗劫广州城的军队很可能不是大食、波斯兵众，那究竟是谁呢？

调查

美国汉学家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海南岛的海盗。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出现了一大帮大食和波斯人，他们驱逐了广州都督，抢劫了店邸，焚烧住房，然后从海上乘船离去。他推断这些海盗很可能就住在海南岛上。谢弗根据这帮人里有波斯人，而且他们是乘船离开广州这一事实，便认为他们是由海南岛的海盗大首领冯若芳控制的一批海盗，因为冯若芳曾经俘虏了大批波斯人，并将他们安置在了海南的奴隶村落中。

这个冯若芳是谁？

冯氏，是隋唐时期岭南的大族，其祖先来自北方十六国政权中的北燕。北魏统一北方后，冯氏迁徙到岭南。梁武帝时期，高凉太守冯宝与俚族冼氏的冼夫人通婚，冯冼两氏的结合，使冯氏在岭南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冯氏势力范围主要以高凉郡(大体包括今天广东省的茂名、阳江、湛江的部分地区)为中心，北抵苍梧（今梧州一带），东抵番禺（今广州一带），并逐步扩展到珠崖郡（即海南岛）。隋统一后，冼夫人曾率领岭南民众归附中央政权，她也被隋朝册封为“谯国夫人"。隋末动乱，冼夫人的孙子冯盎平定了岭南的叛乱。

“遂有番禺、苍梧、朱崖地，自号总管。"--《新唐书-冯盎传》

唐朝初立，冯盎表现的还算可以，有人劝其脱离唐朝的控制，自立南越，被婉言拒绝。他说自己要啥有啥，没必要。但其族人冯子游却嚣张跋扈，狂妄自大。贞观年间，冯子游载金一船入朝。唐高宗时，冯子游因钱多，高宗派御史许瓘调查，冯子游擒拿许瓘，又迫杨璟受贿。冯氏如此公然展现自家财富，连皇帝派来的御史也敢处置，并重金贿赂特使，这些都可反映出冯氏财力的雄厚及独霸一方的实力，虽然其名义上臣属唐朝，但实际上却“时叛时从"。唐代的岭南地区，当时有称为酋领、酋帅或蛮酋者。他们多方割据并扩张自己的势力，虽说已在中央政权统辖之下，可是却时常反叛，并不顺从，而且始终保持着本族的势力。

唐代海船

唐朝国力强盛后，逐渐强化了对岭南的控制，冯氏的势力逐渐走向衰落，势力范围被拆分，而控制海南岛的就是冯若芳的势力。海南岛处于阿拉伯地区与中国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经由海南岛前往广州、泉州、扬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应该不少，尤其自波斯舶取代昆仑舶在南海中的地位后，波斯船成为了其中的主体。冯若芳经常抢劫往来的波斯船只，掠夺船上的货物，强抢船上的人为奴，久而久之，大量的波斯人聚集于海南岛上。从冯若芳常用的乳头香这种产自大食的灯烛还可以看出，被劫掠的人中应该有不少大食人。

“冯若芳每年常劫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掳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唐大和上东征传》

当时海南岛的地方官员也和海盗勾结，通过“魔法诅咒"使海上过往商船自动飘到行咒的地方，进行劫掠发财，成为一方豪强。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舶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太平广记》

结论

综上，海南岛上大量聚集的波斯及大食人以及岛上的海盗，经常抢劫过往商船，这些人嗜杀成性，欲壑难填，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很有可能北上广州城劫掠，乾元元年九月，洗劫广州城的大食、波斯兵众极有可能是冯氏势力控制下的海南岛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