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发展的一个顶峰，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区仍冠以“唐人”称呼。不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诡谲，再伟大的王朝，也从不乏见不得人的一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的“黑暗传统”。

在西安的一处唐代古墓中，意外出土了一块石碑，镌刻的墓志铭显示，墓主是赵氏夫人，望在平原，祖殁年远，子孙绝嗣。跟显赫的帝王将相陵墓相比，这处赵夫人墓中并没有多少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出土。

不过，墓志铭上的一段不经意的文字，却引起了人们注意：“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元和是唐朝第11位皇帝唐宪宗李纯的年号，而“少帝”指的则是继位的唐穆宗李恒。

在元和十五年二月，唐宪宗突然暴毙，《旧唐书》记载其死因是“皆言内官陈弘志篡逆”，而《新唐书》则提到“守澄与内常侍袱帝于中和殿”，不管是哪种说法，都将唐宪宗的死因指向宦官。

唐朝后期，宦官掌管神策军，一度以家奴身份参与到了唐朝皇室的权力争斗当中，成为皇帝制衡外朝的重要棋子。不过，如果宦官真是杀害唐宪宗的主谋元凶，那唐穆宗继位后的举动就让人大感困惑了。

对于杀父仇人，唐穆宗李恒未作出任何追究。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性：1、宦官弑杀唐宪宗本身就是受到李恒的指使；2、继位的李恒本身是傀儡皇帝，无力为父报仇。

赵夫人墓志的出土，无疑坐实了第一种可能。

因为穆宗继位赦文中并没有改元一说，史书当中也未记载“永新”这一年号，宪宗在元和十五年暴毙后，继位的穆宗次年改元长庆。生活在京畿地区的赵夫人，却在墓志铭中明确写道：“二月五日（宪宗死后第二天）改号为永新”，并且这一年号没有在京畿之外的墓葬中发现。

这也就意味着，穆宗继位后决定改元，但命令刚刚执行又觉不妥急忙收回。巧合的是，在宣布改元再到追回诏命的短时间里，生活在长安的赵夫人去世了，家人在刻写墓志铭时采用了新年号并埋入墓中，成为孤例。

宪宗的暴毙和新帝继位突然改元而后又撤回，证实穆宗参与了夺权政变，所以才急于掩盖和删改敕书内容。无独有偶，在宪宗死后27年，他的幼子唐宣宗继位（穆宗的弟弟光王），曾隐晦的提到“恨光陵商臣之酷”，光陵是穆宗的陵墓，而商臣则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世子，杀其父楚成王夺位。

可见，唐朝的皇位之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兄弟间残杀，而是上升到了弑父这一黑暗层面。在李世民杀兄逼父夺位后，唐高祖李渊虽然保全了性命，却也沦为了软禁的阶下囚。李世民这位唐朝明君，终究还是给他的子孙开了个坏头，以至后世屡屡发生骇人丑闻。

在唐宪宗暴毙前，唐穆宗李恒已经贵为太子，他真的有弑父的必要吗？这还得从宪宗末年的太子之争说起。

唐宪宗有20子，长子李宁在立为太子后不久夭亡，曾考虑从二子澧王李恽和三子遂王李恒两人中选一位继承人。最终在郭贵妃（郭子仪孙女）干涉下，唐宪宗立三子遂王李恒（后来的唐穆宗）为太子。

但宪宗对李恒并不是十分满意，所以在立了郭贵妃儿子为太子后，并未让其母凭子贵升作皇后，反而是在内朝任用支持澧王的吐突承璀，外朝则大批启用澧王李恽党人。在朝局当中，澧王派占压倒优势。

这种局面颇有点像唐初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抗衡对峙局面。或许正是因为有过太子被杀的前车之鉴，李恒抢先发难，弑杀其父，夺权上位，再次上演了一场黑暗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