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结义的故事可谓是源远流长、妇孺皆知，今人对于桃园结义的了解多源于名著《三国演义》，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桃园结义的事情呢？它又是如何能够流传至今的？
桃园结义在正史中并无明确记载，但却有迹可循，《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
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可以看出，刘备与关张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毕竟只有关系达到一定紧密程度的人才能同床。而“恩若兄弟”一句更是直接指明了三人的关系，即虽为异姓，胜似兄弟。但是，像终究还不能说是，需要走正式的结拜手续。
三人是否结拜了，不得而知，也并不重要。正史中没有说，却留给了后世广阔的想象、考究和创作空间。
如果三人确有结义情节，则涉及到年龄的问题。《三国志·张飞传》中记载：
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事实上，关羽比刘备、张飞年纪都大，那是不是应该关羽为大哥呢？不一定。由于刘备与二人是主、臣关系，加之其皇叔的宗室身份，刘备为大哥是有可能的，遵循的规则是“拜德不拜寿”，因此年龄问题无法证伪。
《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
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
这里讲的是刘备与公孙瓒的关系，刘备与公孙瓒都是卢植的学生，结合两人身份和经历，刘备“以兄事之”，说明刘备与公孙瓒很可能有过结义。这则更为明确的证据，反而对于刘关张三人结义的事实具有弱化作用，因为后者没有被明确提到。
对比张飞“兄事之”关羽，以及刘备“以兄事之”公孙瓒的明确记载，可以这样推断：最有可能的是关张结义，而刘备也拿他们当兄弟。
其实，无论是关张结义还是刘关张三结义，在当时并非稀见，而是三国时期社会结义风尚的反映。《三国志》中记载的有结义关系的就有不限于以下几例：
1、马腾与韩遂
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超传》中记载：
（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
凉州集团是诸多家族势力的联合体，马腾与韩遂的“异姓结义”确保了集团内部的稳定，而后来马超与叔父韩遂的反目，也注定了该势力被曹操所吞并。
2、孙策与周瑜
《三国志·周瑜传》中记载：
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
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策传》中记载：
有周瑜者，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闻，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
孙策与周瑜同岁，“升堂拜母”、“义同断金”的做法，保证了江东集团的两位联合创始人的一致行动关系，也是孙策向孙权托付“外事”的重要基础。
3、诸葛亮与马良
《三国志·马良传》中记载：
先主入蜀，诸葛亮亦从后往，良留荆州，与亮书曰：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
马良以兄相称诸葛亮，超越了单纯的上下级的关系，结合二人同属荆州集团，以及日后诸葛亮对马良之弟马谡的器重和培养，足见二人之情谊。后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既是有负马良之托，也是有失自身之望。
最早关于桃园结义故事的叙述，见于元代中期的《三国志平话》，该时期民间还流传了诸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花关索传说唱词话》等多个版本。
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吸收元代戏曲的民间文化元素，创作而成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其中桃园结义的故事在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中正式定型。
罗贯中将桃园结义的价值取向，由民间崇尚的“义气”上升为了“忠义”的层面，使之有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目标，这种改造在其参与创作的《水浒传》中也有体现，比如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桃园结义也好，梁山聚义也罢，其蕴藏的结义风尚为后人所效仿, 梁启超曾经描述了民国时期的结义现象：“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
经过罗贯中的精心打造，使桃园结义的故事有了更高的审美层次和文学内涵，同时由于其融合了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使之得以广泛流传和广为接受。
结义是泛血缘文化的产物，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宗法结构的特点决定的。古代社会以农为本，以家为基本组织单位，以血缘纽带形成了宗族，不同宗族之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汉高祖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不得封王，就体现了这种亲疏关系。不同姓氏、不同身份、不同力量的松散个体，只有通过结义的形式，建立虚拟血缘关系，纳入宗法结构范畴内，才可以结成更加强大、团结友爱的共同体，才可以一起好好玩耍。
结义有其文化局限性，也有其进步的因素，结义是对摆脱古代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制度性尝试，在一种更为合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之前，结义充当了道义的秤砣，是民间价值取向的表述途径。
桃园结义的故事能够流传至今，并非依赖史书的确凿证据，也非迷恋文人的妙笔生花，而是发自肺腑的文化认同。长期而言，只有这种认同才是文化传承的根本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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