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旧事：周作人的闲适与苦味

文/毛天哲

周作人

大抵人们谈到周作人，总是把他归结为与林语堂类似的闲适文学的代表人物。总的来说，没什么错处，但同样是闲适文学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与林语堂又有着不同之处。周作人的闲适中往往都带有一种苦茶般的酽味，总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林语堂的闲适才是真闲适，文章中跳动的是幽默和豁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既迥异于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称之为闲适派知识分子。这一派别的散文同明清流行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文学一脉相承，形成了冲淡、清涩、平和为特色的闲适文学。

既然周作人与林语堂所提倡的闲适笔调渊源于晚明小品，我们就不能不对晚明小品略加注目和研究。林语堂掇拾周作人、沈启无的牙慧，竭力赞扬公安、竟陵文派。推崇明人小品，提倡"闲适笔调"，似乎有意给散文开辟一个新园地。但他只是把"闲适笔调"作为公安、竟陵散文的创作方法，而没有看到公安、竟陵诸家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性。哲认为，公安、竟陵诸家文章笔调尽管闲适，思想内容其实并不闲适。

周作人、鲁迅（周树人）两兄弟的合影

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见识远在林语堂之上。他在《燕知草跋》一文里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永日集》）类似这样的看法，他在这之前写的《陶庵梦忆序》里和此后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也都讲过。既看到了晚明小品文"隐逅的色彩"，也指出了"根本却是反抗"的特色。对于周作人的这些看法，我认为是说到点子上的。

鲁迅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鲁迅同样也钟情晚明小品，但是他是主张读史的，尤其是野史和杂史。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如看野史和杂记"，就"更容易了然"。"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鲁迅在批评林语堂鼓吹"幽默"的同时，曾写过一篇名为《小品文的危机》文章，对于小品文作了全面的评析。他先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说起，继而说到文学上的"小摆设"，他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直到乾隆年间"，在文字狱的压制之下，才"来了'小摆设'。"鲁迅认为："小摆设"是"不会有大发展"的。在对晚明小品的认识上，周氏兄弟是近似一致的，就是认为晚明小品不光是"以闲适为主"，而且有反抗性和战斗性。

鲁迅、林语堂等人的合影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周氏兄弟是第一批觉醒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决绝地走出"铁屋子"的勇敢反叛的"娜拉"。他们在中国文化的沉沉暗夜里，苦苦追寻着"民主"、"科学"、"自由"的曙光。可是不久，新文化运动大潮退去，陈独秀、胡适等人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周氏兄弟都深切地体验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和绝望。然而，在苦痛和绝望中，鲁迅依然坚忍顽强地反抗，既反抗现实的黑暗、社会的压制，又反抗内心的绝望。他神往于"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而且不惧惮"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由这种勇猛悲壮的抗争、求索和创造中，鲁迅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生命自由和人格境界。

而在经历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失望、对国民性的悲观、对人生的倦怠、对政治的绝望之后，周作人却选择了一条与乃兄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退回书斋之中。历史上，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奋吾智能"，济世救世，但往往又怀才不遇，开始转向归隐山林，游戏人生，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寻求艺术的情趣，或纵酒品茗，或吟诗作画以自娱。周作人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到逃避隐退，躲进书斋小天地里吃"苦茶"、玩骨董，正重复了历史上大多数文人的道路。

同样是对晚明小品的承继，鲁迅发扬了晚明小品中反礼教的革命精神，用匕首般，投枪似的文章，朝着黑暗的社会开火，在黑幕中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自身也成就为一个"走着的思想者"。而周作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是回避现实、逃避社会、躲避政治的"隐士清谈"（谢兴尧《回忆知堂》），颇有一股浓厚的"蜗牛气味"，缺少"血性"，终于沦落为一个"坐而论道的人"。

周氏三兄弟,从左到右是周建人,周树人(鲁迅原名),周作人

毕竟周作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他也曾经大声疾呼思想革命，提倡人道主义思想。加入《新青年》行列后，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有震撼力的评论，并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小品文，其散文成就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抹杀的。

说起五四启蒙诸先驱，周作人也是功不可没的。尽管他走的不是鲁迅的道路，更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的道路，但当政权显示出赤裸裸的残忍面目，杀害他的同胞时，无论是他的学生，他的同事，还是与他政治信仰完全相左的共产党人，他都站出来说话了。

他对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始终都没有泯灭。但严酷的现实，使得他对未来充满了无望和苦闷的心绪。他后期的变化(大致上在1927年冬天以后)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许由来已久，但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止(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这些变故对他的转变恐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在那个已"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年代，面对舆论阵地和言说自由的丧失，面对无数青年滚烫的血，1928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这可谓是他生命的一条分界线，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八道湾胡同11号是1919年底，周氏兄弟合资买下的一套四合院：周作人的苦茶庵与鲁迅故居

但是这种恐惧痛苦、回避黑暗、厌倦抗争、放弃责任、拒绝承担的人生哲学，对于一个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和闯将来说是无疑是一种不能解脱的的精神沉疴。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就充满了周文中独有的"苦茶派"味道。

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有了"苦茶庵"的斋名。"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风雨后谈•序》)，周作人在1942年1月作《药味集•序》中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可谓是自得之谈，所以哲认为，周作人文章的所谓闲适，其实只是外表，真正的是"苦味"。

周作人为了强化为国为民的殉道者形象，一再强调他的散文中"闲适"里的"苦味"。撇开周作人是否真的忧国忧民不说，这"苦味"却是真的。他既想做"现代的隐士"，又以"不平"和"反抗"来装点自己，装饰自己所推许的现代隐士文明，把他的软弱、逍遥和逃避涂上了一层雅致的、好看的油彩，他的五十自寿诗可谓是这种矛盾心理的经典反映。

在1934年1月正值五十寿辰时，周作人回顾自己五十年人生历程，特别是五四以后由"浮躁凌厉"到"销沉"的变化，百感交集，而又化为一笑，遂"打油"二首。后来友人林语堂索诗，随意抄予。不料林语堂将手迹影印，披露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冠以"五秩自寿诗"的标题，并配以周作人巨帧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经林语堂这一番精心渲染，五十自寿诗果然轰动一时，竟至满城争诵。

其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这里，所表现的依然是"出家"（出世）与"在家"（入世）的矛盾；这一矛盾本是属于周作人这一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他们在五四后抛弃了对于"主义"的信仰与追求，却不能忘怀历史与现实，于是，闲适之中竟有着说不尽的苦味。正是这诙谐、闲适背后的苦味触动了一代人的心，因此，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等诸好友纷纷和诗抒怀，是难得的心的对话，灵魂的交流。

但是诗中流露的躲在书斋"玩骨董"，"谈狐说鬼"、"且到寒斋吃苦茶"的士大夫悠游闲适而消沉的生活态度，招致了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特别是左联的激进青年的强烈批评，责骂他思想倒退，"洞里蛇"，"自甘凉血"，闹了一场哄动当时文坛的风波，批评与不满很快就见于报端。

这是发生在3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一场思想的交锋。他们各说各的，表现了彼此之间十分深刻的隔膜，并从此结成深仇大恨：左翼青年之不容周作人们自不消说，周作人直到晚年提起当年批评他的胡风仍咬牙切齿，这种彼此不能谅解是可悲的。

真正"理解"了的，却是鲁迅。正当一方忙于指责，一方忙于辩解时，鲁迅在写给曹聚仁的私人信件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只是鲁迅未将他的意见发表——自"兄弟失和"后，鲁迅就避免公开议论周作人，同时也是不愿意给攻击者以口实，真的感叹，知弟者惟其兄也。

周作人住"苦茶庵"，品苦茶，作闲适"涩味"的苦茶文学，人生悲剧的"苦果"，竟如此巧合一身！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因"吃茶"打油诗挨骂而作的辩解。他曾在自己的《关于苦茶》一文中用"三个未必然"作内心表白："对于茶有什么特别的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做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这里三个"未必然"欲藏还露，似是似非，是说茶，不全是，借茶发挥，人生的境况，内心的体味，全然泡在这壶"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