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近年来，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一些政客无视铁的历史事实，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一些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忘记历史的人，必定会重蹈覆辙。”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墙上的这句话，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由陈益民编著的《七七事变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便通过日方有关七七事变爆发的记录再次证明了日本当年的狼子野心。而卢沟桥事变也警醒我们，要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82年过去了，卢沟桥展现出新姿。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了卢沟桥的枪炮声，必须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上来，时刻准备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

▲这是日军空中拍摄的卢沟桥及宛平县城图（右斜上方为永定河）。（图据新华社）

■清水节郎笔记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东京原书房1961年版

（清水节郎，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大尉军衔。正是他所率中队以卢沟桥为假想进攻目标进行的演习，引发了事变。这段笔记表明，由于日军持续在卢沟桥一带以夺取卢沟桥为目标进行军事演习，对中方构成重大威胁，已引起中国驻军高度警惕，中国军队也在做着必要的防备。日方不断做出进攻势态，中方时时严加防范，双方剑拔弩张，冲突的发生，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了。）

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7日下午，第八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亦称回龙庙）。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下午4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200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努力构筑工事。……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过了下午6时，他们的工作不像有停止的样子。于是，我集合士兵，就平常所教育的关于我军对中国军方面的注意事项，提出具体问题来问了一下，以唤起注意；以后，改变了预定计划，从河堤的这一边大约100米，背着河堤，配置部队，进行演习。薄暮时分，指挥官和其他有特殊任务的人，开始到前面活动，一般部队在天完全黑了以后，向前方200米一线的假想敌移动。这时，一面命令身旁的指挥班长，一面自己也留着神，观察中国军的行动。他们即使干完了工作，也没有显出回兵营去的模样。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而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这里指中国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县城）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晚上10时半左右，前一阶段的训练完毕了，为了休息到次晨黎明时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起来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于晚上尽量不用军号了。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失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子夜一时左右到达那里，待机而动。到达后不久，大队代理副官龟中尉就来了，由于他的联系，知道大队主力已经出动，以后就归带领大队先头部队的一木（一木清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8期毕业。事变发生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大队长指挥。在此之前，知道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作好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接着，依照大队的命令，以占领一文字山（宛平城东北约一公里的一处高地，名沙岗）为目的，派负责侦察的军官潜入一文字山。

▲这是侵华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卢沟桥事变”侵华日军战地照片。（图据新华社）

■今井武夫回忆牟田口廉也下达开枪的命令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

（今井武夫，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军衔为陆军少佐。7月7日深夜事变爆发后，他于8日凌晨赶赴中国驻屯军驻北平联队联队部，参与对一线部队的指挥，并于凌晨4点多举行驻北平日本报界记者发布会，以日方口径公布事变消息，对外混淆事实真相。此处摘录的这段回忆文字反映的是，日军前线指挥官在尚不清楚枪击来自何人何方的情况下，便武断为中国驻军的射击，从而欲借此扩大事态。）

在凌晨4时许，前线的一木大队长特地给牟田口（牟田口廉也，事变发生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当天因该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未在北平，所以牟田口廉也成为冲突一线最高指挥官，由他下达了向中国守军开火之令，成为挑起事变的罪魁）联队长挂来了电话。当然我不可能直接听到一木在电话中讲话的详细内容，只知道他是来请示：“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对此我方是否也应该予以回击？应该怎样处理才好？”“如果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联队长以坚定的口气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接着他又把嘴避开了话筒，独自嘀咕着：“受到敌人攻击时应该怎么办？一个军人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在一旁听到来自现场的这一生动的电话问答。当然能够理解指挥官的立场，同时也完全懂得这种指挥权的尊严是不容许侵犯的。但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如果日本军开火，事情的是非曲直暂作别论，其结果却必然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发展成为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我当然先已察觉到了，因此不禁为当前的现实的严重感到不寒而栗。果然，在前线的一木大队长似乎也深感事情的严重性，因而又追问一句：“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吗？”接着又郑重其事地说：“既然这样，由于事关重大，请把时间核对一下。”“早晨4时23分。”就这样，他们对时间也作了核对。在这样的问答中，我是始终在场的，并确信在电话中讲话的一木少佐那种冷静的态度。后来一木在和我谈起他当时的心情时说：“那时候联队长向我发出射击的命令，真使我大吃一惊。”我预见到联队长这个出于不得已的射击命令，实际上就是事态还要发展的代名词。

▲这是侵华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卢沟桥事变”侵华日军战地照片。（图据新华社）

■日军士兵乌衣一郎记述事变情形的日记

——陆印泉：《炮火里获取》，阵中日报社1938年9月版

（这是从日军士兵乌衣一郎身上检获的日记之摘录。当时由何子明翻译。估计乌衣一郎文化水平不高，因而日记行文不太通顺，甚或词不达意。）

7月6日早晨，我们奉令向西开拔，听说是到卢沟桥一带去的。……走到一个叫做和尚村的时候，樱夫次郎把过路的一个中国农夫踏〔踢〕了一脚，他没有反抗，隐着痛向树林跑去了。打中国人正像打一只动物一般，没有什么关系的。

7月7日，经了一夜的酣睡，精神是恢复过来了，我到底是个青年。……午后，贞武荒夫队长命令我们到宛平城郊去打野外，我非常高兴，这次是实弹演习。玖川这家伙太卤莽，一开枪便打死了一条放牧着的水牛。队长没说什么，反而望着这条半死的水牛，哈哈地笑了一下。我们“皇军”是多么“神勇”。从6月25日起的大演习，我虽没有参加，但听见了不少故事。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中国小孩，当场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我们的武器是不让人的，一辆坦克车驶过去，立即将小孩子压成肉浆了。你想连小孩子都反对起我们来，这成什么体统？我们演习完毕，回营点名的时候，据说我们走失了一个兵，名叫广水岗（失踪士兵本名志村菊次郎。“广水岗”是其别名，还是乌衣一郎误记，不详），那是个矮小的人，外国人常侮辱我们，说我们是矮型种，而广水岗就是典型的矮人。真奇怪，在演习的时候，他明明还在跟队长谈话，听说他和队长有什么亲戚关系，队长特别优待他。这是使我心里不服的。怎么现在他突然出走了呢？这些闲事，我不愿多管，我想写封信到家里去。写好信已是睡眠的时候，上床吧，我希望做一个美丽的梦。刚上床不久，一阵紧急集合号把我叫醒了，我们都爬起来，摸不着什么头脑。一部分弟兄被派遣到宛平城内去搜查丢失的士兵，我被派到大广场去放步哨。看起来，形势很紧张的样子。一夜没有事，只听见几声寥落的枪声。

7月8日清晨，玖川他们来轮流放哨，才知道我们和中国兵发生了小冲突。中国兵居然也敢反抗，这是出人意料的，显然中国军队已渐进步了，从此我不敢再轻看他们。隔了一会，我们三百余人奉命进驻卢沟桥，到了桥东一里路的地方，发现卢沟桥一带有中国兵队一营驻扎，据一本秘密小册子上说，中国一营约有四五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兵力不够。我们正在担忧着，后来援兵是陆续来了，但不知总共来了多少。天已经晚了，我们开了一排枪前进，偶然看见几个中国兵，他们也没有开枪，我们顺利地到了卢沟桥。桥是东西方向的，下面是永安河（日记原文如此，应系永定河之误），水湍急地流着。东头便是宛平县城。我们进驻桥的西头，它是用石制的，大约有二丈多阔，栏杆上有无数石狮子。桥是美丽的，我们国里很少有这样的石桥。我伏在栏杆边开了几枪，没有回响。不瞒说，我们真不像在打仗而倒很像打野外，甚至有点儿到郊外游玩的气味。一到晚上，情势却突然转变了，据玖川放步哨回来说，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驻有二十九军的吉星文团，已经沿永定河东进了。我们都胆怯地等候着，樱夫次郎盲目地放了十多枪，说是壮壮胆量。果然，到了晚上，中国兵也开始还枪了，我们打了几响大炮，中国兵却并不害怕，用着大刀冲杀过来，弟兄们被杀了不少。樱夫次郎这卤莽家伙，也被杀死了。看着流出血来的尸体，想起他的家，我真想痛哭一下。这次我才明白了中国兵确实很忠勇。

▲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图据新华社）

■河本大作笔述驻平津的日军军官挑起了七七事变

——《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附录一，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

（河本大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毕业，为炸死张作霖的首犯。曾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此处摘录的是战后他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笔述。）

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附近，日本驻华北军的步兵部队和中国方面二十九路军之一部，发生互相射击的事件。以此为开端，双方各称自己是正当防卫而相持不下，终于导致部队之间发生冲突，进而发展成为中日战争。作为事件的起因，无论任何一方首先开枪射击，其动机都极为单纯，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如果无意使之扩大，作为局部的小事件，完全可以解决。然而日本方面的当事人是牟田口大佐（天津步兵联队长）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少将（香月清司，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日本驻天津军司令官，陆军中将军衔。7月11日接替田代皖一郎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成为挑起全面侵华的前线日军最高指挥官。8月，就任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负责日军在华北的作战），两人同是日本军阀中的佐贺（县名）阀，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物。他们有意使事件扩大，企图为日本军的侵略华北制造口实。此外，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较之牟田口和香月有过之无不及的侵略主义者樱井德太郎（北京步兵联队长，大佐），无事生非是他的拿手好戏，是一个臭名昭著、善于策划叛乱的人。他对于卢沟桥事件不可能坐视。于是便煽动并威胁中日双方当局，极力使事件扩大，以致使当地事件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而控制事件不扩大的工作却丝毫没有进行。

▲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图据新华社）

■特务茂川秀和有意挑起中日冲突

——陈在俊主讲、谢培屏整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真相与背景》，载台湾《近代中国》第41期，1983年6月出版

（茂川秀和，七七事变发生时为日本驻天津的茂川特务机关长、太原特务机关长，曾长时间在华北地区进行特务活动。）

当事件发生之后，在北平的日本人极近真实地盛传：点火的人，是日军中坚干部，而且曾被指名道姓的，有“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等人，以茂川的嫌疑最大。何以见得茂川嫌疑最大呢？请看我在本报告一开头就提到过的阴谋导发“一·二八”战争的日军特务田中隆吉（田中隆吉，七七事变时任德化特务机关长）的记述：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理）辟室与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学生们（茂川秀和煽动、买通某些学生及社会上游手好闲之徒为日人做事）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啰？”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

据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指出，卢沟桥冲突后，中日两军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议，但在12日至23日的每天夜里都有人在两军之间放冷枪及燃放爆竹，企图再度挑起衅端，扩大战争，这个阴谋的主持人，就是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此事，秦郁彦曾向茂川求证，茂川于1953年10月19日函复秦郁彦，承认是他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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