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北平东城这片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大小纵横90多条胡同的地方有一批黄埔精英为了不做亡国奴，与日军、汉奸进行了隐蔽战场上的斗争。

白世维刺杀张敬尧

1933年5月7日，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除奸行动。这次行动，大汉奸张敬尧被刺毙命，而行刺者就是白世维。

白世维是山东蓬莱县人，他在青年时期，满怀着爱国热情考入黄埔军校，是第七期步科毕业生。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后，被派到河北抚宁县任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官。

1933年5月初，白世维在北平受黄埔同学的举荐，担任了刺杀大汉奸张敬尧的重任。接受任务后白世维表示；“世维受国家培植，为国家除奸，义不容辞。决不计较个人生死安危, 给我三粒子弹，两粒子弹对付张敬尧，留下一粒子弹，如遇危难，我将自己解决自己，决不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为国牺牲, 我家中有父母、 妻子、 儿女, 请给予照顾！” 他还拒绝接受奖金。

张敬尧原是北洋军第七师师长，曾任湖南督军。北洋失势后他充当了汉奸。日本人为了培植傀儡政权收买他， 给了他三十万银元作活动经费。有人向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供情报称：张敬尧勾结日本进行叛国活动，并在我作战部队中使用煽动、蠢惑、利诱、蒙骗等各种手段，拉拢不少高级官员，甚至还有掌握兵权的军事将领，正准备发动一次“兵变”。经军分会研究决定，“对张应立给予严厉制裁，消弭一祸事于无形。”

给予时限七天，必须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经白世维和同事侦查发现，张敬尧化名“常石谷”和孙传芳隐匿于六国饭店里。他吸鸦片，晚上不睡，早晨不起，雇用的保镖下午一点才到饭店。白世维和同事分析后认为，在中午时分刺杀张逆是最佳时机。

为了稳妥起见，1933年5月7日晨，他们乔装为买办和随从进驻六国饭店，而另一同事则携枪在饭店外备车接应。当日中午12点左右，白世维透过张敬尧住所卫生间的窗户，看见一个女人正在给张系衣服扣子，他认为时机已到，可以动手了。一边指示同行立即下楼安排接应，一边走到房间的转角处，身子贴着墙角，瞄准张敬尧的背部连开两枪，张敬尧倒在地上。

白世维确定张敬尧必死无疑后，赶紧向楼下跑去。直奔饭店门前早已发动好了敞开车门的汽车，急速驶出。

张敬尧被击中后被送到德国医院，经抢救无效后当夜毙命。随后白世维便以“爱国除奸团” 的名义，油印传单投寄给京城各大报社，宣称刺杀张敬尧，就是为了除奸救国。次日，各大报刊都在显著位置，高调报道了此事。民众知道后，纷纷奔走相告，庆贺这次除奸成功。

事后，白世维受到上级嘉奖，晋升为中校军衔，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他把奖金全部献出来，用来购买抗日的交通工具。1948年白去台湾后，曾任台南市警察局局长。

陈恭澍行刺王克敏

1938年日本人从大连把王克敏接到日本福冈，谈妥了条件后又将王护送到北平，筹备成立华北临时政权。

王克敏，浙江杭州人。他左眼失明，外号叫“王瞎子”，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北平成立驻平政务委员会，王任主任总参议兼总务厅长，后行政首长黄郛以回南京述职为由，滞留上海不回，政务则全交王克敏代行。王克敏的这一段经历遂成为日本军方利用其出组华北临时伪政权的理由。

1938年初国民政府由南京发来电报，要求对“王逆相机予以制裁”。陈恭澍是黄埔军校五期学生，时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兼任军事委员会滦榆游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王天木任军统北平区区长兼滦榆游击队总司令，那时他在天津办公，实际工作由毛万里代理。毛万里住在东四南大街煤渣胡同37号，此处成为北平区的办公地点。陈恭澍来到北平后即住在此处。在37号院的斜对面是北平日本宪兵队所辖的东城宪兵队。

为了侦察王克敏的行踪，陈恭澍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武老先生，此人曾在东北军中当过旅长，他的一个部下连长姓卞，给王克敏当警卫队长。卞队长透露，王克敏每逢礼拜二一定去煤渣胡同和日本人见面，差不多都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到达。王克敏出行都是前后两辆车，王坐前一辆车，上面除了司机，另有两名警卫都带手枪。后面紧跟一辆警备车, 车上有武装警卫三四人不等，在将要到达目的地之前，王克敏的坐车就减速慢行，后面那辆警备车就加速超前，警卫先下来布岗, 侍候王克敏下车进门。

煤渣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全长约四百米。东口临东四南大街，西口是校尉胡同，校尉胡同的北口是与煤渣胡同相邻的金鱼胡同，南口即是帅府园，协和医院紧邻着帅府园东口。煤渣胡同全部是平房，除东西两个出入口外，中间一无通路，也毫无掩蔽之处，可见在此胡同开展行动，动手难度有多大。

煤渣胡同二十号是在东口内的第一家，两扇敞着的红漆大门，门洞里头有两名徒手警察站岗。东城宪兵队在胡同的中部略为靠近东口，由日本宪兵队占据。

陈恭澍和同事骑着自行车在煤渣胡同兜了两圈，熟悉了一下环境。行动组决定明天中午十一点半在东四牌楼根底下一家专卖吊炉火烧的铺内聚齐。行动组的人分坐三桌吃火烧夹肉，每人再来一碗馄饨，互相之间也不说什么，吃完了各付各的账，各走各的路，只是聚在一起互相照个面认识一下，但不能互相说话。

工作和人力分配上由陈恭澍指挥，行动组长王文率组员六人分成两个小组。以第一小组兰子春和他所率领的二人为主体，集中火力射击王克敏；第二小组王文壁和他率领的二人则专门掩护兰子春等三人的安全，以压倒火力尽可能制止敌人的反击。王文视现场情况以转移，临机呼应，决定进退。所带武器是可以连发的半自动2号驳壳枪4支，单发的3号驳壳枪2支，另有手枪2支，半新的自行车2辆。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行动组分别由各自落脚点出发，1时40分在东四牌楼南大街金鱼胡同东口旁边光陆电影院集合。金鱼胡同与煤渣胡同在路同侧，相距100米左右，王文和第一小组兰子春等三人由人行道直达预定的现场，分别各就指定的位置听命行动。第二小组王文壁等3人则进入金鱼胡同往西行，绕路迂回到煤渣胡同西口，进入西口后一人骑车，两人徒步保持近距离前进。王文的位置是站在煤渣胡同东口外的一个裱画店外边，因为这里可驻足往店里观看字画，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陈恭澍的任务除指挥全局外，还有当目标出现时，选择一个最适切的时机对王文下达动手的命令，不能大声喊叫或举手示意，所以决定分解为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陡然起立，这表示已发现目标，进入开始准备；第二个动作是戴上帽子，这表示要举枪射击，奋勇杀敌。此后，陈将采取自由行动，他可以继续停留，也可以随时离去。王文接到陈的指示后，以下的行动完全由他临时全权决定。

北平米市大街煤渣胡同口的行动地点。

3月28日下午1点57分，陈恭澍在预定的位置上，发现行动目标王克敏的坐车由东单往东四方向驶来。一辆警备车行驶在前面，与前面警备车保持三个车距的，是王逆的座车，后座除王逆之外，却多出一个日本人来。发现目标后大约一分钟，第一部车已驶至煤渣胡同东口，第二部车缩短与第一部车的距离，紧跟在后，两部车均已减速行驶。见状陈恭澍随即陡然起立，王文领会到已经下了预备令，第一部车转弯驶入煤渣胡同东口，车尾还在巷口，第二部车正待打转方向盘驶入胡同之际，陈恭澍迅速把那顶瓜皮帽戴上，发布命令开始射击。眨眼间枪声响起来了，开始只听到噼噼啪啪响了十多声，第一小组对王逆的座车发出了轰击，刹那间，枪声大作。第二小组与警备车中的卫士们开了火，这一阵枪声大约经过20多秒，就突然沉寂下来。

陈恭澍这才看到兰子春在大街口扶起那跌落在地上的自行车，朝东单方向飞驰而去。再扫视王文和第一小组的两名行动员，他们没有跑，是朝东单方向三步并两步急走，刚走出不远就进入一条胡同里不见了。陈再转过头来向北一看，王文壁等三人挤在一堆，推着自行车往北走，步伐从容好像没事人一样。

陈恭澍举目张望煤渣胡同，车辆已向内移动，王克敏坐的那辆车已经不见了。枪声停止后的几分钟之内，大街上的行人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四下奔逃，街上的店铺有的忙着关门上板，有的探头观望，一时秩序大乱。陈恭澍跟着几个人朝北奔走，前面到了灯市口大街东口转弯向西, 此处离刚发生枪战的现场大约有半里地，陈叫了一辆洋车，拉他到刚刚发生事件的另一端，想扫视一下胡同里有没有特殊情况发生。

果然胡同内静悄悄的，连个行人都没有，他让洋车停下来，自己徒步到煤渣胡同37号会晤一下毛万里。毛说得到了消息：王克敏受轻伤，死的是一名日本顾问。

第二天早晨陈恭澍看到送来的几份报纸，大致说王克敏没死，只是臂部受伤，当场击毙的人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当爱国志士狙击王克敏时, 山本正和王同车。枪声响时，山本因护卫王逆致身受枪击。

抗战胜利后，王克敏被逮捕入狱，其时他已双目失明，决定保外就医后，刚到家就命归西天了。（白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