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生在公元前469年,挂在公元前399年,活了70岁。
孔子,生在公元前551年,挂在公元前479年,活了72岁。
如果苏格拉底早生10年没准儿还赶得上孔子的葬礼。

苏格拉底像(图片来源于网路)
这两个天才所生的时代非常相近,那个时代属于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所定义的“轴心时代”——就是人类社会出了很多牛B成果和牛B人物的时代。
不禁想问——天才都是约好了扎堆去投胎的吗?
这二位天才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影响了后世大批的人。人们也都爱拿天才来做比较,那么苏格拉底和孔子怎么来比较?
我觉得,在“性格”上,苏格拉底有一点“刚”,而且是“真刚”;孔子没那么“刚”,反而是有一点“怂”,但不是“真怂”,是“假怂”。

孔子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苏格拉底在生死路口硬“刚”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到迈雷托士(Mele-tus)、安匿托士(Anytus)、吕康(Lycon)三人的指控,控诉的罪名主要有两个:一是慢神,说他不相信雅典城邦认可的诸神,而是相信自己心中创设的神灵;二是蛊惑青年,说他腐蚀年轻人的心灵。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一年他70岁。
法庭叫人民法庭,由全体公民抽签组成来审理案件,这次审苏格拉底的有500个人,也就是说苏格拉底1个人要和500个人“刚”。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按规定要进行两轮投票。第一轮投票决定是否有罪,如果判有罪,就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决定刑罚的程度。
在对苏格拉底的两轮审判中,第一轮,审判团以280票对220票表决他有罪。就是说有220个人还是“站”他的。
但是在第二轮审判中,审判团以360票对140票判他死刑。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第一轮审判中“站”他的80个人放弃他了,转而给他投了死刑票。那么法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轮投票前,苏格拉底这样为自己辩护:如果你们打算放我走,如果你们对我说:苏格拉底,这次我们就放过你。不过以后你不能再那样思考和质询其他人,如果你再这么做你就去死吧!如果这是你们放过我的条件,我会回答说:雅典人,我爱你们,我尊重你们,但我宁愿遵循神的意志而不是你们的意见,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永远不会停止哲学思考和哲学教育,我会用我的方式劝诫任何一个我见到的人,让他得到信仰……所以雅典人,不管你们怎么做,你们要清楚我不会改变我的生活,就算为此而死很多次!
如果他能主动承认“错误”,态度“软”一点,博取大家的同情,很大可能被判无罪,但苏格拉底这个人就是这么“刚”,一点儿不愿意妥协。所以,第一轮,280票对220票,有罪!
第二轮,依然“刚”,好,360票对140票,想死就让你死!
被判死罪后,苏格拉底依然“很刚”,而且是“相当的刚”,他说:如果我按照你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做所有该做的,说所有该说的话,我也许会被释放。只是我没有那么无耻去做你们已习惯了的那些丑事,哭啊、叫啊、抱怨啊、哀求啊,所有这些事情,像我说过的,都配不上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我宁愿按我自己的方式说话而被处死,也不想用你们的方式说话而继续活着!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死刑犯会在被判刑后当天执行。但苏格拉底被判刑时,正巧遇上雅典的拜香(pilgrimage)仪式,所以缓刑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法庭允许亲友探监。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学生打算用金钱买通关系帮助他越狱逃亡,但是他拒绝了,他坚持要遵守法律的判决,体面地迎接死亡,硬“刚”到底。

苏格拉底之死(图片来源于网络)
孔子在去留之际假“怂”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这一年,孔子56岁。
他从鲁国出发,先后去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一走就是14年。
这期间,历尽坎坷,经过蒲这个地方的时候,曾被蒲人扣留。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了孔子。孔子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带着五辆私车随从孔子。他为人贤能,有勇气,力量大。他对孔子说:“昔日,我跟着您在匡遭遇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遭遇危难,这是命啊。和您一起再次蒙难,我愿意搏斗到死。”因此,搏斗非常激烈。蒲邑人惧怕了,就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就放了你。”于是,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把孔子从东门放了出来。出来以后,孔子接着仍旧前往卫都。学生子贡问:“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在关键时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孔仲尼先生先据理力争又据“力”力争,争不过了,别人给台阶了,那就“认怂”。但这“怂”不是真“怂”,而是假“怂”,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奶奶滴,老子说不去卫都就不去卫都了吗?江湖上混了这么久,想拦我,没门!发誓谁不会发?要挟我发的,不算数!
由此可见孔子处世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他根本不会完全拘泥于盟约这种形式。在孔子的价值观里,守信和遵守规则都是有条件的。正义的、合理的盟约可以准守,非正义的、不合理的盟约根本不用准守。

孔子周游列国(图片来源于网络)
苏格拉底“守法”和孔子“负盟”背后的原因
在“守法赴死”与“逃生负盟”的背后,折射的是苏格拉底和孔子不同的处世价值观念。苏格拉底不赞同以错报错,他认为,纵然城邦的审判对其不公,作为公民他依然有责任遵守不公的判决;孔子并非不重视信诺,但是他更认同通权达变,他不拘泥固执,他有原则但是他更灵活。
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和个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认同城邦的理念而愿意居于城邦就是和城邦“订下合同”,愿意服从城邦的法律。他的观点是——城邦的威信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应该屈从于城邦,即使城邦对个人有不公正,个人也要忍受,这是作为的公民的责任,也是一种公民道德;个人既然接受了城邦所给的权益,那么也要接受城邦所赋予你的责任和义务,即使是不公正的。通俗一点说就是,你既然享受了老娘的好,那么也得忍的了老娘的坏脾气!所以,苏格拉底展虽然受到法庭不公正判决,虽然有机会逃亡,但他为了维护城邦的法律权威,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苏格拉底守法“赴死”的背后,是契约精神在起作用。另外,他认为,在个人的道德层面,不应该以错还错,以恶报恶,以怨报怨,也就是说他认为城邦虽然对他不公,但是他不能以逃亡这种手段来报复城邦。苏格拉底认为,人应该“以德报怨”。这和老子的思想是契合的,《老子·六十三章》就说到“大小多少,报怨以德”,但是孔子并不赞同。《论语·宪问篇》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虽没有正面直接否定“以德报怨”,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可以判断,孔子是不赞同“以德报怨”的。“以德报怨”在道德层面上看似“高尚”,但是这未尝不是一种对“施怨者”的纵容。

柏拉图著作
孔子和子路有过一次对话,记录在《论语·子路篇》里,原文如下: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言必信,行必果”,现在常被我们当作美德来肯定和赞扬,但在原典里的意思却并非像今天这样尽是褒义,这六个字后面还跟着“硁硁然小人哉”,意思是“这是不问是非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不管承诺的话是对的还是错,说了就一定要守信去做,那不是认死理的人嘛!这和孔子逃出蒲地时所说的“要盟也,神不听”正好呼应,可以看出孔子不是守死理的人,他处世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孟子·离娄下·第十一章》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呼应”,原文如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是说:智慧通达德行深厚的人,说话不一定要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换言之,也就是说,到了一定境界的人,不要去遵死理,不要那么刻板,要灵活处世。孟子这是对孔子观念的继承,而且比孔子说的更为清楚明了,直接从正面言明——只要你觉得心底无私,只要是不违道义,是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从一定意义上说孟子离孔子很近,他深懂孔子。价值观指导生活,由此可知孔子过蒲而“负盟”的背后原因。

《论语》(图片来源于网络)
苏格拉底与“契约”,孔子与“信”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就有了契约的概念,最早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苏格拉底把“契约”的观念延伸到城邦与公民关系领域去思考。他认为公民与法律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遵守法律实际上就是遵守公民和城邦之间的契约。遵守契约,就要接受法庭的审判,不能试图躲避法律的约束;遵守契约,就必须服从判决,不能被判有罪就背约逃跑。他以死证明自己遵守了契约,彰显了自己一生坚持的公民品德,同时,也使雅典法律的权威得以保全。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16—18世纪,“契约”由经济观念阐发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观念,进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契约理论成为西方国家的价值基础。
孔子认为“信”是君子的基本道德,“信”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最显著的伦理观念之一,他虽“负盟”但并非看轻“信”。子曰 : “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貌,小车无瓤,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认为,人若离开了信 , 就不可为人 ,正象大车和小车离开了貌和瓤就套不住牲口从而无法行进一样。孔子“负盟”,是孔子认识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应根据客观情势有所变通,这是孔子“经”“权”思想的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孔子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做到通权达变,适时进退。比如他认为大臣用最合于仁义的方式来对待君主,如果行不通,则宁肯辞职不干。就是说忠也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情况不适宜,则不必愚忠,他这是将道德原则与具体的道德处境联系了起来。孔子认为,做事不能拘泥固执,要合于时宜。正义且合于时宜是守信的条件,受之影响,后世中国人处世大多有很强的灵活性。
纵观东西方历史,在被不公正对待时,西方人当然并非都“守法遵约”,东方人也并非都“灵活变通”。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林子里向来都是什么鸟都有。该“刚”还是该“怂”,都有一个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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