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的亚圣，孟子的脾气比孔子大了很多，属于那种一言不合就怒怼的人。

一身傲娇的孟子，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纵横家。说实在的，基本上和孟子同时的那些纵横家，日子比孟子过的好多了，而且孟子一生的理想是追求仁政和王道，但他游说诸侯几十年，从来没有一个君主肯采纳他的观点，在那些君主的眼里，他也就是个说大话不切实际的书呆子而已。各国国君有的是把他待为上宾，有的是不理不睬，总之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

但那些纵横家就完全不同了，像张仪、苏秦、公孙衍等，他们用舌头影响各国政局，不仅个人得到了权位，战国的形势也随之而改变。但就是这么牛的人，孟子就是看不上，认为他们甚至不如在市场上欺行霸市的黑社会那样的“贱丈夫”，也不如瞒着老婆假装大款其实是在坟场里讨要贡品的“齐良人”，他们是顺着君主意思来的小媳妇。

“贱丈夫”和“齐良人”都是丢掉了“大体”而去追求“小体”的人，孟子很看不起。但“贱丈夫”和“齐良人”毕竟属于普通人，而在社会的评价中，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夕之间登上人生巅峰的纵横家们，才是人生的真正赢家。他们或“合纵”，或“连横”，靠睿智的头脑和三寸不烂之舌，深刻影响战国局势甚至历史进程，获得荣华富贵。孟子的弟子景春，就很崇拜那些牛哄哄的纵横家，认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发怒，诸侯就害怕；一安静，天下的争斗就停止。”在景春看来，纵横家能影响诸侯的决策，带来天下的安定，所以，像公孙衍、张仪这样的人，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和大丈夫。孟子则不这样看。

孟子说：“这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你没有学习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时，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母亲给予训导，送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家里，必须恭敬谨慎，不要违背丈夫。’以顺从作为准则的，这是妇人之道。”

孟子可真是一个“毒舌”，竟然把人们景仰的公孙衍、张仪这样的纵横家，说成是低眉顺眼专讨丈夫欢心的小媳妇，这也体现了同为说客的孟子的与众不同。

公孙衍和张仪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是秦国，是一言不合就欺负其他六国的“职业打手”；其他六国不愿坐以待毙，就联合起来抵抗秦国。在当时的外交战场上，形成了“连横”和“合纵”两大阵线。“合纵”就是多个国家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大国的威胁，在战国中期，这个大国就是秦国。而秦国不愿看到六国联合起来，就想方设法拉拢小国破坏“合纵”战略，这就是“连横”。景春眼里牛哄哄的公孙衍和张仪，就是合纵和连横战略的代表。

公孙衍是“合纵”战略的创始人。他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犀首，就是犀牛角的意思，所以你可以叫他公孙犀牛。也有人说这是官名，因为犀牛角珍贵无比，所以用犀首来代表除君主之外的最大的官。确实如此，公孙衍是魏国人，先是在魏国做大官，后来跑到秦国做“大良造”，成为秦国最高军事长官，率领秦军把魏国打得满地找牙。公孙衍在秦国失势后又跑到魏国做将军，在魏国干得不爽，再次跑到韩国做宰相，多次组织魏、赵、韩、燕、楚等国家形成“合纵”联盟，共同抗秦，成为战国时期合纵”战略的首创者。

而张仪仿佛就是为了搞定公孙衍而生的，他们注定是一辈子的敌人。张仪年轻时很穷，靠替人抄书为生，遇到好词好句，就抄在手上或腿上，搞的像个喜欢纹身的小混混，回到家再把这些句子抄写在竹板上。经过艰苦的学习，终于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有一次，张仪和魏国国相喝酒，被怀疑是小偷，被揍得皮开肉绽。他回到家问老婆舌头在不在，老婆说在，张仪说那就放心了。后来张仪果然靠着引以为傲的舌头游说秦王，赶走公孙衍，做了秦国的宰相。为破坏公孙衍的合纵”之术，首创了“连横”战略。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在他的游说下，各国翻脸比翻书还快，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

公孙衍和张仪的成就不可谓不大，在列国纷争的局势下，他们纵横捭阖影响各国政局；他们的行事方式不可谓不活，奔走游说摇唇鼓舌，随机应变、投其所好、朝秦暮楚而事无定主，以自己的政治利益绑架天下的利益，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就是这么牛的人，孟子却一声冷笑，轻描淡写地把他们比作是“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因为他们在“大道”与“大势”的取舍中，选择了“势”丢掉了“道”，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为了一己之私利，百般讨好、顺从君主的意愿，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从其小者为小人”，同样不是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