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少军

1920，邬达克开启上海的故事

邬达克在上海的故事开始于美丰大楼，那是拉斯洛.邬达克作为建筑设计师的初试身手，随后，他有了何东住宅，卡尔登大戏院，诺曼底公寓，息焉堂以及美国花旗总会等设计，在1924年邬达克开出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之前，天赋异禀的他一年后便成为克利洋行的合伙人。他信手拈来之际，有步步生花之景。

故事开始于美丰大楼，—个用做银行的大楼，是邬达克来到上海的第一个设计。

大楼处于河南中路与宁波路之间，顶层为白色水泥墙，一，二，三层为耐火砖墙，墙间有水泥线脚，转角处理成一个弧形。一切都看似平凡，也很平淡。唯有大楼的内部空间中，楼道一边的扶手上呈放射状的铸铁花式，略显出这幢建筑的考究之处。

让人们感到惊诧的是，邬达克的第一次出手，完全没有对应上海当时的潮流，邬达克没有迎合崇尚古典主义的社会氛围与唯古典主义马首是瞻的审美思路，他采用了相当现代主义的手法，在美丰大楼的墙面上，根本找不到得意洋洋的老欧洲亡灵，没有古典山花，没有艾奥尼柱式，没有巴洛克装饰，什么都没有，只有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的表达。

邬达克所在的克利洋行，我猜邬达克在这里作为绘图员做的相当开心，邬达克在上海寄给家人的信中特意诉说他在克利洋行的办公室，他特意画了办公室的草图，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这是我现在的办公室，我们很想要更大的空间，但目前只能这样了，我们这儿的布局十分紧凑，打字员就坐在接待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在打什么。我们没有单独的房间，克利的房间原本是一个储藏间。在绘图间，我甚至建了夹层放旧东西。我们的办公室和隔壁的办公室只用窗分隔，这种分隔在这儿很常见，这个大楼有50间不同的办公室。”

尽管，美丰大楼没有惊世骇俗的感觉，但凭借邬达克卓越的设计才华，慧眼识珠的克利洋行老板已让这个绘图员成为洋行的合伙人之一，并将他介绍给了上海的上流社会，希望他能够迅速地融入外侨团体。

邬达克在完成了美丰大楼的设计后，一个更具有挑战性，更具有审美性的设计找到他。他要在西班牙侨民群聚之处的西摩路与爱文义路的一块地基上，设计并建造何东住宅。

何东，这个别墅的主人，是香港的首富，是女王的不列颠帝国册封的爵士啊！在邬达克降临只有一年的时候，何东已经以自己的超常能力为自己争得了怡和洋行总公司中国部总经理的职位。他还是首位在富豪云集且英国人群集的太平山山顶居住的第一个中国人。

这个欧亚混血的男人已经坐定汇丰银行，黄埔船坞有限公司，香港电车有限公司，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渣甸轮船有限公司等不是董事便是主席的位子。他对香港的热爱，还让他捐资兴建了香港大学，东华医院，镜湖医院，澳门宝觉义学等，以上这些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大何东。

然而让他的生命特别光彩的是，他一生中与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分别是孙中山，康有为，蒋介石。这让他成为了伟大的何东。他帮助康有为躲避清廷的追铺，他将孙中山藏在他家中，以保孙中山的安危，也保中国伟大的复兴，他的种种义举和做派，有着远远超越寻常富豪的境界与品性。

何东是怎么相遇邬达克的？这个只能湮没于历史烟尘了，然而，有这么一点，有这一点其实也足够了，何东对邬达克似乎一见如故，又因两人都对航海有着不同一般的兴趣，因此，双方对这幢建筑在细节上的装饰有了诸多的默契，那就是空间中要尽可能将海洋中的种种元素放进去。

1921年，何东花园完全被西下的金黄色阳光所涂抹。整个住宅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是邬达克擅长的小体量建筑。

花园很美，非常之美。花园中，有小桥流水，有香樟古藤，有通幽的曲径，有巧夺天工的山石。花园四周用竹篱笆与外界作了间隔，那正是老上海的味道。

这幢古典意趣甚浓的建筑看似像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流行于欧洲17世纪的建筑风格。住宅的南立面，四根贯通两层，带着鲜明凹槽的爱奥尼柱子扑入眼帘，柱身修长，柱头有精巧柔和的涡卷，一下子就彰显了门廊的特别。巨柱后面，隐藏着一个展开着的弧形阳台，铸铁的花式栏杆以及后面的落地大窗，显得气派而优雅。上面是平屋顶，四周是女儿墙，环形栏杆上饰雕刻望柱，底层的两侧还有神龛。

住宅东面则是建筑的主入口。两对巨大的牛腿支撑着门厅，牛腿之外，是个阳台，阳台上方，有爱奥尼壁间柱等含义丰富的墙饰。入得门内，便是高敞的主厅，那是何东家族经常举行宴会及舞会的场所，能够想象在这里上海20年代的如梦如幻，醉生梦死。

建筑内部的地板是精致的柚木，楼道是白色大理石，护壁花式繁多却十分悦目的铸铁扶手，卧房中雕饰考究的石膏顶以及精雕细刻的壁橱，壁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这幢建筑的精心精湛，邬达克不知画了多少草图来酝酿和定稿。

这幢别墅还配有锅炉房，暖气水汀，每层楼面均有两个浴洗室，让居住者有最大的方便和舒适。

何东花园在完成不久，邬达克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那一刹那，邬达克万箭穿心，痛不欲生，为赶回家乡奔丧，他不得不来到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领事馆申请护照。那时，他已经成为完全的无国籍浪游者，他的俄罗斯护照，因了俄国成为苏联，因了海参崴的白色政权的彻底垮台，也被撕得粉碎。他不屑甚至痛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他父亲因未放弃匈牙利国籍而施加迫害的手段，没收了父亲全部动产及不动产，父亲长期的内心焦虑，天不佑人，致使突遭心脏病发作，邬达克想到家乡发生的种种悲剧而忧心重重，想到去世的父亲，他的内心犹如映照在何东住宅那西下的残阳，充满了悲伤。

然而紧随何东住宅之后，1922年9月，邬达克设计了卡尔登大戏院，5个月之后，卡尔登大戏院在南京西路与黄河路的相交处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这是邬达克流亡到上海后的第四个作品。

在卡尔登之前，邬达克还设计了坐落在西藏中路汉口路一带的中西女塾。在上海，懂行的人都隐约感到邬达克厉害了，他来到上海后接踵而至的四个设计，分别展现了四种不同的空间结构：大楼，别墅，学校，以及大戏院。他们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设计建造时有各种处理，足见邬达克作为建筑设计师所具备的扎实功底以及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他不仅头脑灵活，更能顺应满足业主的一切需要。而且，他还会适时给自己充电补充能量。

邬达克在自己父亲的墓地上作了痛彻心扉的告别后，他便行走在欧洲大地上作了范围极广的游历。他前往意大利，这是一战爆发而是使他无法成行的国土，那里有着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最美的建筑和艺术。他前往法国，那里有着全世界最早的哥特式建筑，直插云间的亚眠主教堂，兰斯主教堂，沙特尔主教堂，博韦主教堂，都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感。他前往英国，仅凭这个国家创造的那个乔治亚风格，他也该去。在建筑上，它的价值无以伦比….

邬达克在游历中，除了与数不胜数的男女作了交流与沟通，更多的恐怕是在自己的速写本上留下了欧洲民族从它蒙味时期到文明昌盛时期的许多伟大建筑的身影，就风格而言，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折衷主义….而这些以后都成为他给予上海设计建筑的潜移默化。当然了，相信邬达克天才，也不会忘记与瓦尔特.格罗比乌斯，利奥尼.费宁格，瓦西里.康定斯基等天才作一次深切的交谈。我猜，以邬达克的聪颖和敏感，他应该感觉到欧洲建筑涌动着的股股暗潮。

1921年的下半年，邬达克回到了上海。他从保罗.科莫领导的欧洲难民国际救助会那里收下了一张国境出入证，凭此，他可以自由出入欧洲，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在工作上，邬达克严谨而自律。他每天6点准时起床，喝上一杯咖啡，随后坐车穿过上海潮湿的空气前往办公室上班。他将自己完全地沉浸在工作中，一张又一张的设计图纸络绎不绝地流出。他喜欢音乐，他本人是个有着相当水准的小提琴手，他最喜欢的是富有匈牙利民间文化传统的吉普赛音乐和维也纳的华尔兹音乐。他在1922年的6月1日儿童节这天与故乡在德国的不来梅，出生于上海的吉泽拉结婚。他彻底放弃了“有一张回国的船票就走人”的想法，决定在上海居留下来，上海，是的，他有了爱情，有了妻子，有了家，外滩的风吹过他的脸颊，他有了温润幸福的感觉。

但对建筑，他在写给自己的家人，写给匈牙利朋友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苦恼：“我只能设计那些传统的，古典的建筑，因为现代风格的建筑会认为是德国人设计的，对于我这样身份来说相当于自杀”。

就是在这样的情状下，“卡尔登”跃然于他的草图上。对一切建筑空间都能作出快速反应的邬达克，对电影院这种大空间作出了他的设计，这既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是一次新的征服。

开张的“卡尔登”，让那些徜徉在上海十里洋场的时髦男女分享到了最新的外国电影，分享到了雅致的酒吧，迷人的乐池和乐队，1923年，当上海还没有百乐门，新仙林，大都会，仙乐斯，丽都与大华时，卡尔登舞厅是要让人们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的。

而对邬达克来说。他兴奋于电影院这种大空间设计，这种兴奋感让他在上海，以后还留下了1929年的浙江大戏院，1933年的辣裴大戏院。以及，对邬达克的建筑美学理念作出最深刻说明的大光明大戏院。

以自己的方式，邬达克向伟大的电影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俩作了致敬，卡尔登首场放映的是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摄制的《卢宫秘史》。那年，卡尔登公寓也在卡尔登大戏院一边悄悄落成。邬达克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出身名门的上海才女张爱玲穿着奇装异服，日日夜夜地进出那里。那时，她已经写出了生平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还远远没有写出《倾城之恋》《金锁记》，也还没有与那个命中克星胡兰成相遇。邬达克可能会看到，因《沉沦》而名动天下的郁达夫与杭州城第一美人王映霞，特意来到卡尔登赶场看上一场话剧。那个时候，在时髦的上海男女眼里，卡尔登已经是看话剧的最好地方。甚至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30年代后期，卡尔登大戏院作为演艺界的一个坚实据点，激昂并激越地将抗日救亡的声音传向上海，传向中国。

1930年，邬达克又设计了浙江大戏院。而在卡尔登大戏院诞生之后的第一个10年，邬达克在辣裴路上推出了辣裴大戏院。当年上海的辣裴德路即为纪念法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拉法耶特而冠名。1933年9月，由邬达克设计的辣裴大戏院隆重开幕，观众厅有两层，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与细节在辣裴大戏院中俯拾皆是，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45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0周年的纪念大会。当时共有12个文化团体在此聚集，出席大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叶圣陶，矛盾，马叙伦等各界名流1000余人，1947年4月，辣裴大戏院公演田汉新作《丽人行》亦是这个空间中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之一。

1924年，邬达克来到上海已有六七个年头，克利洋行的老板克利从万国储蓄会手里为邬达克争取到了新的订单：诺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楼。这个建筑的所在之地，正好是越界筑路即将终结的一年。越界筑路无数，其中一条叫福开森路，今日叫武康路。

这个建筑，底楼，是老欧洲的骑楼样式，一个连着一个的拱形门洞外，有上海市民缓缓而过。拱形门洞中，看得见不同店面一一铺陈，那是邬达克的一个独特思路：使用退缩式手法，让门洞中的那条长廊兼作了人行道。那建筑一，二层，立面是水泥仿石墙，顺理成章地成为建筑三段区划中的一个基座。那建筑三层至七层，外立面改为黄褐色砖块贴面，在1924年上海的天空下，一份沧桑的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牵引人们视线的还有窗户上的山花，楼层间的铸铁阳台，铸铁阳台下的个个牛腿，所有这些，让人一一见识了何谓法国文艺复兴式风格。

建筑的顶层，则再次回到水泥仿石质墙面，由魏特鲁威在两千年前便已规定了古典主义三段区划由此得以彰显。在建筑8楼的视觉焦点有个长长的阳台，它奇妙地沿整个建筑墙转了一圈，中间全部贯通，无以阻挡和挂碍，从建筑美学上说，贯通阳台起到了顶层腰线的作用，使建筑立面的层次感得以强调。

诺曼底公寓的整个大堂蔓延着一片金黄，电梯门是黄澄澄的，地上铺设的马赛克也是黄澄澄的，就连四面的墙壁也是黄澄澄的，宽大并盘旋而上的楼道也是黄澄澄的，这份奢华完全吻合了当时上海的黄金岁月。

诺曼底公寓的许多细节也是令人赏心悦目，柱子上的直线条，会让你想起了盖乌斯.尤里乌斯.凯撒的年代，马赛克地坪上的八角形图案，让人产生了史前文明或地外文明之类的玄虚感觉。

此外，邬达克设计师还让每层楼道都有足够的宽敞，大楼的曲尺结构，是邬达克设计师希望借此让大楼能够有更多的采光，然后，那个长阳台一边的铸铁栏杆之间的几何图案，那是在上海将要盛行开来的阿达迪可风格啊！邬达克将20世纪初的欧洲文化在东方这座城市做了浓墨重笔的传播。邬达克还在诺曼底公寓那广阔的天台上设计了取暖烟道，冬日的上海寒风凛冽，其冷无比，居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可以生起壁炉，那袅袅烟气从那烟道里飘向上海的天空中。

诺曼底公寓，是的，这是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五个作品里体量最大的一个建筑。他敏锐的器官与丰富的头脑一定已经感觉到上海这座城市蓬勃向上的气象。为何叫诺曼底公寓？这个诺曼底称呼的来源据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条法国军舰有关，但最终还是沉没于冰凉的北冰洋海沟中，为了对诺曼底号的永久性纪念，这幢公寓叫做了诺曼底公寓。最有可能的是出资建造这幢大楼的万国储蓄会中的某个大佬，曾是诺曼底号军舰的狂热痴迷者吧！

诺曼底公寓在1945年之后，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把整幢楼都买了下来，她成了诺曼底公寓的最大业主。

孔二小姐也算是个奇人，一生未嫁。1953年，诺曼底公寓被上海市政府接管，并更名为武康大楼。上海滩一些文艺界名流入住于此，有闻名遐迩的赵丹，王人美，秦怡，孙道临，郑君里等。还有一个凄楚的上海名噪一时的演员，上官云珠，在中国文革动乱的年代里，因不堪忍受被造反派揪斗和殴打，1968年，她从武康大楼七楼一跃而下地了此了终生。

诺曼底公寓之后，邬达克又设计了什么？

邬达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自己还在匈牙利皇家圣约瑟夫理工大学求学期间，设计了维切尼亚乡村教堂和塞尔姆斯拜尼亚乡村教堂。然后，在上海西郊，1925年，邬达克开始设计他一生中的第三个教堂：息焉堂。

凝望息焉堂的旧影，可以看到那澄澈的天空，澄净的河水，澄绿的植物，交相辉映掩盖着的一幢风情别样的教堂。一看便是教堂真实的形体，一个绿色屋顶的主楼，屋顶是曲波形，另一个是黄色的塔楼，塔楼立面上是尖券窗户，教堂有着与上海主流教堂大相径庭的风格，显然不是上海市民耳熟能详的那种哥特式，譬如圣三一教堂，徐家汇教堂，譬如佘山的圣母大教堂，而是东罗马帝国时代最为盛行的拜占庭风格，设计风格明显区别于神圣罗马帝国盛行的风格。

是的，这就是息焉堂，天光从尖券窗外透露进来，塔楼完全是罗马风的特征，屋顶高达10米，上列14只尖券组成圆顶，呈现着奇特的曲波形，底层平面亦呈现着半圆球面的形态，所有立面上都用水泥砂浆饰面，表面布满了怪异的鱼鳞状纹饰。

推开尖券式大门，扑面而来的是教堂内部米黄色基调，让人的内心有一份沉静的压力。然后，发现有异常的亮光在眼前闪耀，亮光从长长的尖券窗户外漏进，因为室内相对的暗，天光便显得格外的炫目，整个堂内有四根柱子呈伞状伸向空中，托住头上那个高高的房顶。伞状柱子在建筑学上叫做“束柱”，如此通过束柱上托整个房顶的结构叫作“上承帆供与穹顶”，抬头仰望，可见四根束柱交汇处有一个大大的圆，圆外便是息焉堂的穹顶。

1925年大堂中放着许多排长条椅，椅子下面的马赛克地坪上布满四角星图案，显示着上海的那种特有的气象。远远的大堂中央端放着十字架，十字架上有受难的耶稣，上面，天光再次漏进，那是来自三层收分的底层半圆球面了。

可以设想，1925年之后，有多少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来到这里，内心充满着敬畏的情感，倾听着上主的声音，那声音是可以对抗物欲世界的邪恶和他们内心的阴暗的。塔楼上一个狭隘的走道一路而上，可以见到塔楼上的四口铜钟，当四口铜钟正点鸣响，声音据说可以传至整整10里之外，当然，你必须是个对精神世界有着格外想象力和觉悟力的人才能听到。

谁都知道，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虽然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大规模越界筑路已然停止，但先前的越界筑路，已经让上海由“婴儿“变”成年”。

那时，正是英美专属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双重努力，上海方显出了它作为纽约，巴黎，伦敦，柏林之后的世界大城市的样貌。公共租界以麦华佗命名的那万头攒动的南京路，法租界出于法国民族特有的个性气质，卢湾，徐汇两区连续出现的幽静马路与典雅住宅，让上海的个性气质有了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专美的那番表达。然而，更多有远见的上海滩上的大亨，商人，政客和军人，他们将自己的栖息之地放在了城市的边缘，西郊是其中之一。

所以，邬达克设计出息焉堂时是先有这样一个城市发展的广阔背景在内的。而且，另一个背景是随着中英第一次战争的爆发和结束，西方文明中最伟大的一部分的宗教精神得以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生存和发展。1853年的董家渡天主堂是上海第一个由西方人设计的建筑，它仿效的是西班牙圣伊纳爵大教堂的格局，在邬达克设计出息焉堂时，上海已有了徐家汇天主教堂这样富丽宏伟的建筑。正是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邬达克设计的息焉堂在1925年的上海西郊才格外迷人，天空格外蔚蓝，田野格外空旷，让生者格外心旷神怡，令亡者格外安详。

息焉堂，这是邬达克流亡到上海后的第七个作品，这个作品对邬达克来说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因为载体不同，这个建筑便超越了建筑本身，包括他之后设计的慕尔堂，德国的新福音教堂以及教会学校，都能够让他的灵魂放出光来。邬达克作为一名路德教的忠实信徒，他每周都上教堂做礼拜，很虔诚，他曾经明确无误地告诉这个世界：其实，他这一生最热爱的东西并不是让他成名的建筑，而是考古，另外便是宗教。

一个内心并不热爱的建筑，却让他可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念力去刻守？去塑造？或者，建筑与宗教，对邬达克来说，两者是对他自我心灵作出的深度探索空间与平衡？人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结合体。

邬达克也不例外，他在大学时期所想象的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的工作，跟他来到上海所设计的城市建筑，是心与世界的真实对话吗？从1918年到1925年，更多的是听从金钱的差遣？满足业主的需要？还是有一部分是沿着内心需要作着更多的挣扎？邬达克的心境一定是不平衡的，拥有天才建筑特质的邬达克难道不想达到或至少接近同时代的格罗比乌斯，勒.柯布西埃以及密斯.凡.德.罗的高度吗？

1925，邬达克在上海的荣耀时代

1924年12月1日，那个临近新年的日子对邬达克来说是充满了生气勃勃希望的，这一年，也是邬达克走到了一个重要的交叉路口，或者说是他在上海生活的一个分水岭。

就是那天，他在外滩24号横滨正金银行内开出了属于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邬达克打样行。由此，在上海，他逐渐地走向了个人的“荣耀时代”。 他不仅获得上海火柴大王弟弟刘吉生的青睐，也获得了中国政坛要人孙科的关照，在那条哥伦比亚路上，他得到的订单，让许多同行羡慕妒忌。那时，不知他还时不时惦念自己的拜斯特尔采巴尼亚吗？

1925年的8月，美国花旗总会耸立在了福州路23号，为建造这幢大楼，美侨们可谓花了不少血本，据说花费了银元125万，大楼地上7 层，地下1层，占地面积为916平方米，而建筑面积达到了6753平方米。大楼的立面作竖向三段式划分，显然，邬达克想让它焕发的还是古典主义的美学趣味。

据说邬达克对花旗总会很罕见地表现出了他内心的沾沾自喜，这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设计。可能也是他最为成功的一个设计。建筑史专家们指出这个建筑有着“美国乔治亚复兴式风格”，建筑上的每层楼面都有对称的连排窗户，在顶层，邬达克设计了一排白色大理石的帕拉弟奥式拱窗，形成了一个装饰性的骑楼。建筑史专家再次指出，这个像盒子一样的八层建筑外墙贴有深棕色墙砖，这种装饰手法在20世纪的上海变得十分流行。那么是不是专家们对这幢建筑的评论，让邬达克因为自己成为一种流行的先锋或因为自己倡导了流行而特别得意吗？也许。

大楼底层入口处有个三开间大小，装饰有塔式干柱式的浅门廊。外墙用美国进口的棕色面砖饰面，面砖与面砖之间又用白水泥作了勾缝，清晰而新鲜。二至五层窗口上方均有白色平券形楣饰，尤其是顶层的大理石帕拉弟奥母题式双壁柱券窗，所有这些的心思，让大楼有一种独特而迷人的优雅。

大楼室内的墙壁采用美洲殖民地风格的深色木装修，四处可见的浅壁柱，白色门框与地面上铺设的米色大理石正相映成趣，完全呼应了那个被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美感。

对于邬达克来说，这幢里程碑似的建筑，是不是让他感到作为身处某个驿站的城市中，他会十分惊讶的发现自己身上原来竟有如此深厚宽广的潜力！已经完成了从美丰大楼到花旗总会这一系列的设计，让邬达克在上海建筑界声名鹊起，他成了上海滩建筑圈里的香饽饽，抢手货。

1926年，邬达克收获了一个设计：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10号楼。这所医院是1925年初，有个匿名的捐赠人委托他设计专为外国人服务的综合性医院，用来赠送给公共租界工部局。

宏恩医院位于大西路221号，建筑风格为古典复兴式。医院有5层，局部6层，钢筋混凝土与砖木混合结构。建筑专家们后来评论说，邬达克在设计时刻意强调尽量减少令人压抑的医院气氛，各部分功能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十分流畅，底层采用浅门廊与敞廊，使患者尽可能地接近和欣赏花园。宏恩医院的设计体现出邬达克严谨扎实的古典主义功底，以及处理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的特殊能力。

宏恩医院之后，邬达克又设计了一系列的花园住宅，分别位于今日永嘉路，乌鲁木齐南路上。他让那些中西权贵们的肉身有了愉悦的安置之处，可以每天倾听法国梧桐在自己的头上或花园中沙沙作响。

邬达克的大体量设计还有爱多亚路上的方西马大楼，这幢建筑，非常遗憾，处于无知，或者是有意，它被摧毁于城市重建中。

除了宏恩，邬达克还设计了宝隆医院，它是今日长征医院的一部分。

邬达克还有四行储蓄会大楼，这幢大楼至今还很鲜明，很威武地耸立在汉口路上。邬达克还有西门妇孺医院，闸北电厂，邬达克还有爱司公寓，浙江电影院。

可能有些建筑对邬达克来说是一笔带过，而有的建筑可能是他精心设计并亲历营造。

比如“孙科别墅”，这几乎是一幢风格混合，意味独特的古堡。对他来说，这座古堡本来是用它来安放他自己及家人肉身的自家别墅。可是，因为另一个用来安放普天之下一切不安心灵的慕尔堂在这期间可能遭遇了难以建造的经济危机，肉身固然重要，心灵呢？心灵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笃信宗教的邬达克，从来不会对宗教建筑掉以轻心，之前是息焉堂，现在是慕尔堂，之后还有德国新福音教堂。在这紧要关头，中国政界，邬达克的一个中国朋友孙科解囊相助了他，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感谢孙科的这次援手，邬达克将原本用来准备自己居住的自建别墅，以几乎是馈送的价格转让给了孙科。

这是一幢怎样的建筑？

首先是完全不同于1921年的何东住宅了。他的立面风格是混合式的。有尖券门洞三个，在底层大方敞开者，透过这三个尖券门洞，可以看到里面的圆拱门洞，也是三个。

二楼，有更为丰富的立面，有一个带着铸铁围栏的阳台，阳台后面是四扇圆拱落地大窗，左右两边一一展开，有三根陶立克柱子被邬达克颇为精到地放在了四扇窗子之间，这样更为丰富了二楼的整个立面，显得极其典雅。三楼耸立着两个假三层天窗，随后是数不胜数的红色筒瓦，很西班牙的进入了视野。园中有一个水波盈盈的水池。

整个立面的左边，底楼有拱门两扇，二楼，有竖窗三扇，竖窗与露台之间，有做工精细的檐口，然后，再看右边，结构与左边完全不同，上下三层均为不同几何形体，一直到逐渐退缩的圆顶，上面竟然安放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烟囱。

孙科别墅，局部使用的是古典主义的对称手法，整体则是现代主义的非对称布局。整个建筑从平缓的屋顶，红色筒瓦覆盖和讲究装饰的檐口来看无疑是融合了西班牙建筑风格，可是从多变的平拱，弧拱，圆拱，巴洛克弧线，底层三扇尖券门以及壁炉顶上的烟囱结构看，又是妥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形态。再看简洁、明快的外墙，又完全是美国近代建筑风格。关键是，住宅的点睛之笔是绝对必须存在的中国式庭院。邬达克对这幢建筑可谓是用心细密，他将不同的建筑风格，恰到好处地融入一幢建筑中。

孙科别墅之后，几乎同一时刻，邬达克作了慕尔堂，今沐恩堂。一个与息焉堂的罗马风格意味截然不同的教堂，教徒也截然不同。前者信奉的是天主教，后者则是基督教。这幢教堂庄严而绚丽地坐落在西藏中路与汉口路的街角之处。

不难理解，邬达克在1941年的自传中可以得到佐证：因了他父亲的先祖是拜斯特尔采巴尼亚西南部切斯赫尼和奥尔索米克也的磨坊主和农场主，他母系的先祖则是路德派牧师，因了他个人的历史上是找得到家族遗传这一内在原因的，所以，邬达克以对宗教的莫大敬畏而作出慕尔堂的设计，是投入了巨大激情及巨大财力的，甚至不惜牺牲为自己及家人打造的别墅来垫背以争取大把的银子。历史记载了孙科的援助，历史记载了邬达克的感恩回报。历史更记载了邬达克以通过设计来领悟上帝与亡灵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设计一座教堂，更是邬达克心灵走向终极真理的一个过程。

慕尔堂，光的奇异与焕发。光从塔楼精工细作的花窗中透视，光投射在教堂的立面，勾勒着空间与空间的衔接，光清晰地呈现着教堂大门，映照着十字架下的那行字：真理使尔自由。1931年之后，无以计数的爱心活动在这里一一举行，光温暖地笼罩着一切。

慕尔堂坐东朝西，为美国学院式哥特建筑，正中为大堂，三跨空间，其中中央跨度特大，三面围有挑台，共设1000个座位，其中正厅560人，楼座380人，唱诗班处60人。西南角有塔楼一座，外立面全为深褐色面砖，墙角和窗框镶嵌隅石，显得古朴和神秘。

1932年淞沪战争期间，牺牲在中国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的葬礼，便是在慕尔堂中举行。当天，整座教堂被围的水泄不通，上海各界人士所送的花圈中，也包括了蒋介石先生，宋美龄女士献的花圈。

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期间，慕尔堂收留各界难民千余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慕尔堂被日军占领，慕尔堂作了日本的宪兵司令部，基于大和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排异与隔离，日本军人竟然将慕尔堂的大堂改作马厩，庄严的祷告之处，竟然传出战马放肆的声息。

1958年，邬达克设计的慕尔堂改名为沐恩堂，意思是“沐浴在主的光芒中”。

1933年，有一点毫无疑问，是在当年出版的上海名人录中，收进了上海建筑师六人，其中，外国建筑师两人，那就是邬达克打样行的邬达克和公和洋行的威尔逊。

邬达克成为上海建筑设计师中的翘楚，这完全源于他的一系列精彩至极的设计，这其中，就有慕尔堂这个壮丽辉煌，光明而绚丽的空间。

在慕尔堂之后，邬达克还设计了一座已被摧毁的教堂，那便是德国新福音教堂。历史多么遗憾地没有将这座德国教堂留给我们，甚至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从这座教堂的旧影中可以看到，它的设计是完全不同于邬达克的第一个息焉堂和第二个慕尔堂，它的平面非常丰富，立面也十分复杂。古典主义建筑美学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在这个空间中被扬弃，而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种种原则，手法正在这个建筑空间中骚动，它卓异想突破上海早期教堂建筑讲究规模宏大，布局对称，风格正宗等特点，而力求灵活布局，丰富立面，并同步于国际上开始对现代装饰艺术风格的实践。

德国新福音教堂中所有电热设备都由西门子公司提供，彩绘玻璃，一应器具全由德国进口，还有教堂上的那口大钟。教堂里还有阅览室，供德国东亚协会和童子军使用。

一个绝对的遗憾便是德国新福音教堂被彻底地摧毁于1966年的那场动乱中。1990年，一幢象征这座城市新进步的五星级宾馆诞生在德国新福音教堂的旧址上，它叫：静安——希尔顿。这里进出的男女们，也许有无数邬达克的欧洲同乡们，不知道他们可曾知道邬达克曾关涉到人类灵魂的这个设计。

1933，邬达克在上海的辉煌

一个最好的邬达克诞生在了上海的30年代，那是注定他在上海非常辉煌的时期。

他在创作手法中的随机应变，使他不费吹灰之力远远超越了之前何东住宅开始的古典情趣，他不断用相当纯正的现代主义和对摩天文化的悉心理解，终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巅峰。

1933年的6月14日，上海初夏，一个与众不同的空间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216号诞生了！那天，上海市民有多少无言的，失语般的震撼？一切发生了改变，甚至是一场革命。沿街的建筑立面，呈现着横竖线条与体块交错，墙面饰以浅黄色的拉毛粉刷。入口处为高大的铬合金钢框玻璃门，两侧墙面贴着黑色大理石。入口处上方还有一个乳白色玻璃雨蓬，它的上面便是由大面积玻璃长窗构成的竖线条，一边竖立着一个半透明的长方形玻璃灯柱，以30米的高度探入在1933年的上海夜空下。

这不再是遍布公共租界的新古典主义了，曾几何时，从公和洋行到克利洋行，这都是几乎乐此不疲的建筑风格，这也不是当时风头正劲的装饰艺术主义，放眼整个世界，当时除了纽约，上海是第二个阿迪达可风格的城市。在不同几何体的有机组合中，邬达克作了一次相当彻底的告别，告别了反复纠缠着他内心的古代与近代的幽灵，这个诞生在1933年的大光明大戏院，某种意义上，它的立面让人们联想起格罗比乌斯的法古斯工厂，勒.柯布西埃的萨伏伊别墅，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德国馆以及莱特的流水别墅。

20年代最后几年邬达克在欧洲和美国的连续漫游，让他一定充分感受到了新世界建筑美学暴动大潮的凶猛冲刷，也许他还不具备上述几位大师那样的高度和能量，能用崭新的建筑美学意识形态深刻地摇撼着同时代建筑设计师们的灵魂，并让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着决定性的变化，但对现代主义新建筑美学潮流的超常敏感和紧紧相随，让他成为一个融会贯通的人物，至少在上海，邬达克堪称一位大师。

大光明大戏院，完全显示了邬达克对商业建筑设计的精准理解与定位，表达了处理复杂地形与复杂功能的特殊能力。而且，他做的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大光明大戏院是邬达克来到上海后的第42个建筑设计。

大光明大戏院历经两次城建，第一次是潮州籍商人与美国商人共同投资20万兴建，开张之日，中国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亲自为其剪彩，大光明的称谓与梅大师有着密切关系，取的是“梅开光明”之意。第二次城建是由一个强人，卡尔登的老板芦根先生追加投资110万元，将旧戏院及附近建筑全部推倒重建，由邬达克建筑师设计。

重建后的大光明大戏院，富丽堂皇，一时无二，首部影片《热血雄心》拉开了这个空间的帷幕。由于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的亚洲领先地位，那些与上海一海之隔的日本人，也跟上海的众多时髦人士一样，每每乘坐海轮赶到上海大光明大戏院，看完电影后再回到日本。当然了，那些上海人之所以热爱电影这种娱乐形式，更多的是分明看清了租界之外那叉腿而立的日本兵那张张阴沉的脸，他们的潜意识要摆脱阵阵恐惧，可能暂时想陶醉于电影好莱坞所营造的天方夜谭的氛围中，电影院这个特殊空间成了人们集体释放情感的最好处所。

大光明大戏院到大光明电影院，其实是隔了80年岁月长河的时间记忆，邬达克设计的挑高12米大厅的黄色天花板，让天光自由地透射而来的15块大大的金黄色的玻璃，因了那米粒状的照耀，而分外迷人。这份光彩，是邬达克既用了象征古典主义的直线，又用了象征现代主义的弧线，确实，在二楼墙与天花板衔接的地方，一条现代主义的弧线正优雅地延伸而去，牵引着人们的视线及身体。

进入大厅，在黄黑格子相间的地坪上，邬达克刻意设计了看似抽象奇怪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着邬达克姓名的左右结构，汉字的上下结构以及匈牙利国旗的双十字图案等要素，理所当然的，这成为了“邬达克密码”。从大厅一路走去直到底楼放映厅门口，中间没有一个台阶。邬达克用缓缓而上的斜坡取代了寻常的台阶，这种做法极大的方便了那些行走不便的观众，80年前，邬达克就显示了自己的人本主义设计观点。

邬达克对光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无论是他设计的教堂之光，还是电影院的光，他为观众精心地营造了一个逐渐弱化的光亮带：由门外炫目白光过渡到大厅中的迷人金黄光，又由大厅的金黄光过渡到放映厅前的紫罗兰光，最后，进入放映厅中吞没一切的暗，当观众的视觉逐渐调适的时候，邬达克让观众的心理也得到了调适。

20世纪90年代的某天，天王巨星张国荣来到大光明电影院与观众有个互动。那天，南京路的两旁站满了他的粉丝，他们高举着“张国荣我爱你”的牌子，那天，张国荣的车子本来停在隔壁上海美术品商店门口，却被狂热的男女推拥到了大光明电影院的正门口。

这个大光明啊！有多少风情，就有多少故事啊！

那么，比大光明更引人注目的又是什么？

如同有了万国储蓄会，就有了诺曼底公寓。那么，同样的，有了四行储蓄会，就有了威震上海滩的国际饭店。一部上海发展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租界扩张史，更是一部资本不断积累和推拥的历史。

毫无疑问，四行在1931年时的卓然不凡，与整个华商的崛起，与华人资本在整个上海滩所占的比重有着密切关系。那个年份，由荣家，刘家，郭家，简家所构成的中国四大民间家族在上海滩已风生水起，次一级的吕岳泉、吴同文们，也各自形成了大小气候，四行储蓄会那时那刻的大手笔，有着时代和社会的必然背景。

1934年之前，邬达克在上海已经完成的作品基本已经功德完满，邬达克对大楼的设计，无不显示着邬达克的功力。放眼1925年的美国花旗总会，1926年的方西马大楼，1928年的四行储蓄会大楼，1932年的广学会大楼和浸信会大楼，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只是，他还需要有个标志性建筑，一幢真正的摩天大楼对他的功力作出完美的感叹号来咏叹一下。

当高度为83.8米的国际饭店在1934年的上海天空下耸立时，邬达克表达的不仅是他对艺术装饰主义的精心体会，更可以看做是他对路易.沙利文为代表的美国摩天大楼文化的悉心把握。

邬达克当然知晓1904年路易.沙利文设计的芝加哥百货公司大楼，被大火所烧毁了的重建时的种种场景，他也确实与“芝加哥学派”在设计思想上有着天然或后天的暗合，但是，他内心洋溢的以“钢框架取代传统的石头石墙”，即在形态上以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代替复古主义美学思想的时代精神却是坚定而饱满的。

由此，1934年诞生的国际饭店，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建筑：它既是上海20世纪30年代焕发而出的那份热情洋溢的文化，更是一个设计精灵对上海在垂直向度上渴望表达的一次诠释！

作为后期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贝隶铭有这样一个回忆的画面：“在台球厅和电影院旁边是这座正在施工的大楼，人家说这幢大楼要造24层，可我就是不相信，周围的楼都只有5层，6层，7层，8层，而这幢楼要有24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去看它慢慢升高”。

邬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的底层为银行自用，地下室是坚固的银行金库和提供饭店热水，热气的锅炉房。一层为大厅，二层为票据间，三层为会客室，一二层之间有一个共享空间。饭店主入口设在静安寺路东南角，靠西侨青年会大楼一侧，有圆弧形的玻璃雨蓬遮蔽。门厅内有三部高速电梯运载客人，4至13层为客房，14与15层设餐厅，16层至19层为公寓式套房，19层部分供银行董事长日常起居，20至22层为机房和冷藏室，22层还有瞭望台。

整幢大楼采用了钢框架结构，刚材比普通刚材有高出3倍的强度，大楼还有当时极为先进的自动灭火喷淋装置，大楼设计安装了冷暖气设备，管道均暗敷于墙内。

大楼采用蒸汽机打桩，所用桩头均为原木美松，最长的桩达39.8米，几乎是大楼总高的一半，鉴于大楼的桩是又密又深，这让它在后来的岁月中沉降很少。大楼的外立面，邬达克基本用了棕色的泰山面砖，这是他自美国花旗银行外立面用砖以来的一大突破。内部门厅则是山东玉佛石大面积铺设，柱子与墙壁装饰的是大理石，淡青与淡黄的色泽，显得十分高雅和华美。

国际饭店一开业，便成为上海上流社会的聚会场所。1935年，上海各界300余人在国际饭店的二楼为欢送梅兰芳出访苏联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茶话会。上海乃至中国国宝之一的梅兰芳先生笑语盈盈地出现在了这个美妙的空间中。1936年，美国著名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携好莱坞明星来到上海，蝴蝶，梅兰芳等上海演艺界亦在国际饭店为其接风洗尘。在1949年前，宋美龄，张学良，司徒雷登，陈纳德等都是国际饭店的常客。当然了，除了上海名流，也有头戴礼帽，毡帽的，抬头仰望着国际饭店的高大，以至于帽子掉落到南京路上被风吹得连连打滚的上海人，宁波人。

多少年后，上海毫无疑义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邬达克的国际饭店的四周，世贸艾美，明天广场正从左右两个方向俯视着国际饭店，尽管如此，高达83.8的国际饭店，曾经保持了“远东第一高楼”达30年，曾经保持了“上海第一高度”达50年。邬达克要是知道，他的微笑恐怕会镌刻在上海的长空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