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沃天马晋侯墓地，共发掘晋侯墓9组19座，其中8组16座分别是一侯一夫人并列墓，仅有m64、m63、m62是“一侯二夫人”并列墓，这就是晋穆侯与两位夫人的墓葬。

曲沃天马墓地9组19座晋侯墓排列图

从m64晋穆侯墓中，出土1组编钟，共8枚，人称楚公逆钟。其钟体上有内容相同的68字铭文，记述着楚公逆为祭祀先祖考，向四方首领征贡铜材做祭品的事。通过这一件事，揭秘了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四方首领们贡纳赤铜九万钧，楚公逆作了一百套谐和、精美的钟祭祀祖先。

铭文中“纳享赤金九万钧”，这是惊骇古今的重要历史信息。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九万钧”约合今五六百吨，是截止春秋时期用铜数量最大的记录。《左传》中曾记载夏启铸造九鼎，当时大禹划天下为九州，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的山川名胜之状。显示夏王已成为顺应“天命”的天下共主。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象征。

尽管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征贡铜材，大禹征募的铜材也远远达不到“九万钧”。楚国熊绎在周成王时被封到丹阳，为方圆50里的子爵国。熊绎带着族人筚路蓝缕，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简陋工具，在湖北当阳到枝江的荆山之下沮漳河谷开辟自己的国家。

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渠趁机四处征伐，伐庸，杨粤，至于鄂，得到江汉平原。 到雄心勃勃的熊渠时期，熊渠将三个儿人皆封为王：封长子康为句亶王，次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再次走上拓展之路。

曲沃天马晋穆侯墓出土的单体楚公逆钟

楚国作为一个起步时的小诸侯国，能征集“九万钧”铜料，自然是采用了掠夺性手段。这些铜材的来源，主产地应该是现在的黄石地区。黄石古有“大冶”之称，即为“大型冶炼场”之意。

楚公逆，经郭沫若先生考证，即为楚公熊咢，约立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相当于晋穆侯早期，其在位时间仅有9年。

楚公逆既然铸造了一百套钟，除了m64发掘的一组外，考古还有没有其它发现呢？真是无独有偶，史载北宋晚期，在湖北嘉鱼县曾出土过楚公逆镈。北宋史学家秦少遊《吊鎛钟文》，对逆镈出土有着详细的记录。后来逆镈流落到一位叫邵泽民的手中，这时已到南宋时期，奸相秦桧曾经两次颁书索取逆镈。邵泽民无奈将逆镈献给秦桧，秦桧赏以三千缗。当时每缗一千文，三千缗即三百万文铜钱，这可是一笔巨款啊！后来逆镈又落到近代金石学家罗振玉手中。

晋楚相距数千里，在道路与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两国真的有交往吗？《史记•楚世家》载：“楚子熊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晋侯燮既与楚熊绎共事成王，后人的交往自然也顺理成章，逆钟也许正是两国后人交往的器物。这里将晋楚交往的时间，由文公时期提前到了穆侯时期。

天马晋穆侯墓出土的一组楚公逆钟

从编钟的铭文还可以看出，楚国当时已拥有广阔的地域范围，周王朝本来就是由许多方国组成的，对于周天子，楚是四方首的一方，是周王朝的一员。但楚国又控制着许多小“四方首”，控制着许多本应属于周室的诸侯。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楚公逆真的铸造了100套钟，也远远用不了“赤金九万钧”，楚国如此大量地征集铜材，真实意图应该还是制造兵器。说成祭祀祖先，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

《史记•楚本纪》载，周平王三十年（公元前741年），楚公蚡冒卒，蚡冒弟熊通杀蚡冒子自立，称为楚武王；周桓王十四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特意发动侵随战争，竟是威逼随国为其求尊号，想让周天子封楚为“王”；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时，楚庄王已不再热衷于尊号的追封，而是直接以武力相威胁。在攻伐陆浑戎后，又挥师北上，耀兵于天子京畿，公然向周定王询问象征社稷的九鼎重量，其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逸礼•王度记》有“天子驾六，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的记载。但2011年，在荆州“熊家冢”墓的发掘中，竟连续挖出三乘“天子驾六”的马车。说明楚王不仅自称王号，连出行也使用“天子驾六”马具。这是楚王僭越礼制，窥视王权的又一铁证，其篡逆之心昭然若揭。在晋穆侯墓中，人们从楚公逆钟的铭文中，早已窥视到一个强大楚国的缩影（图片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通知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