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立情报安全系统中，独立系统交通线之始，汕头交通站就是直属中央交通局的绝密中的绝密站，同一交通线上的香港大站、大埔中站、闽西大站等彼此任务不同，互相没有联系。包括中央交通局直接到大埔青溪的许多交通员都不知道汕头有交通站，连闽西交通大站站长李沛群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个交通站。

而汕头交通站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枢纽中转站，负有特殊任务，“这个站平时根本不送文件，这与上海、香港、大埔、青溪、闽西来往的交通不同”，是专门负责护送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般的中央委员或相当同级的干部），只有高级干部要到苏区经过汕头和运送苏区急需物资时才启用，同时“负责无线电器材和药品的组织供应和输送”。

今汕头旧城区

故此，中央对汕头交通站的工作要求很严格，并且有特殊的规定。汕头交通站遵照中央交通局制定的严密的工作制度：只同所在地的党委东江特委书记一人联系，没有和其他负责人发生关系；交通员更只是单线联系，没有发生任何横向联系;不准外人住站，经过的干部也不带到交通站交接，由交通站派人到约定地点会见。这样保证了即使在某个细节出问题，也不致影响全局。可称之为“秘密交通线中的密线”。

当年，中央交通局制的“交通站章模”

汕头华富电料行交通站建立并在汕头站稳后，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顾玉良代表汕头交通站与地方党委东 江特委书记见面，同时中央也指示东江特委帮助交通站的工作。东江特委帮助交通站把从上海到汕头来的人员和物资转 送到苏区，同时还约定了往后联系的地点、暗号和交通员。

顾玉良

据此，顾建业（顾玉良，解放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普陀区委代理书记、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海市干部文化学校校长、上海教育学院院长等职）在解放后曾有书面回忆：在我们成立了电料公司，在汕头市开始站住脚之后，就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下一步工作指示，不久中央通知我们要和东江特委取得联系，同时也指示东江特委帮助我们工作，东江特委先派交通员到南京客栈经过罗贵昆和我取得联系，然后，领我去找东江特委接洽。当时东江特委的负责人住在南澳县。我和带路的同志先到海山去找，但没有找到，他把我介绍给当地党组织，并安排我住在一个学校里，然后他就离开海山到别处去了。我在海山住了好几天，刚好碰上一家老百姓办喜事，说一定要邀请远客去吃喜酒，并要我坐在上席，因不懂当地语言，弄得狼狈不堪，好在有几个教师陪席可作翻译。过了几天，带路的同志回来说，东江特委的负责同志要马上见我，这样我们二人就渡海到南澳山村里，找到了东江特委书记。我们一见面感到格外地亲切，他高个子，清瘦有神，把手枪放在桌面上，准备随时战斗，看来形势是紧张的。在互相握手问候之后，我向他汇报了我们的一些情况，要求特委今后帮助我们把从上海到汕头来的人员和物资转送到苏区。他完全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规定了今后联系的地点、暗号和交通员。联系的地点就在汕头市的一个地方，交通员就是这次与我到南澳带路的同志。联系妥当，我们又从南澳坐船、渡海回汕头。我记得这回坐船比去时的时间长得多，风浪也很大。从这以后，由上海来的同志和物资，经过交通站的联系之后，都由东江特委的交通护送到苏区。

我在汕头交通站的任务，是和东江特委的交通联系，把上海来的同志和苏区急需物资交给东江特委的交通员转送苏区。在汕头的几个月里，我接待过一次来人，接运过一次货物，一次来人是由肖桂昌带路从上海到汕头住进旅馆，然后与我联系，要我把东江特委交通员带来接头地点，再由肖与东特委交通员商量转送办法。因为，我没有见到，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一次由上海运来的货物，有好几箱子，其中有五、六箱畜电池，每箱四、五个，其余几箱是手电筒和别的物品，因到货后不能马上转运进苏区，所以在仓库里贮存了一、二个月，才用船溯韩江而上运进苏区。

就护送干部而言，保证了大批中国大量党政军高级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通过汕头交通站护送干部规模比较大、人数比较集中的有三次。

版画红色交通线作品

第一次是1930冬到1931年春夏间。为加强苏区力量，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另外，被派到苏 联学习和旅欧学生也在这期间陆续回国，中央决定把他们调进中央苏区工作。这期间经汕头前往苏区的有任弼时、刘伯承、叶剑英（走黄冈线）、项英、左权、徐特立、邓发等多人。

第二次是顾顺章1931年叛变，顾顺章曾是中央政治局核心成员之一、特科负责人之一，对上海党中央机关内部情况比较熟悉，他的变节投敌严重威胁着中央高级干部的安全。中共中央及时转移疏散干部，有的被撤到中央苏区。这期间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的有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李克农等人。

​第三次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受严重损失，临时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于1933月迁入中央苏区。为此，大批干部需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汕头进入苏区的有博古、刘少奇、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 此外，汕头交通站还担负经常性的护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到红军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经汕头进入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干部约有200 多人。

当年中央苏区生产自救一景

从输送物资而言，为苏区反“围剿”军事斗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国民党军队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凡是邻近苏区的敌占区城镇，国民党当局对食盐、布匹、煤油、药品等实行限量“公卖”，并断绝赤白地区的交通，使中央苏区和其他一些苏区出现经济生活恶化局面：工商业凋零，物资奇缺，价格昂贵。苏区人民所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尤其缺乏，五金电器及无线电器材更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