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北平城正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决定离开北平去南京之前，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了一封信，嘱托两位教授照顾一下北大的校务，汤用彤和郑天挺没有辜负胡适的信任和重托，勇敢地承担起了北大校务管理，并将北京大学移交给了新政权。

汤用彤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1893年6月21日出生于甘肃省平蕃县，其父亲汤霖正在平蕃任知县，他是光绪十五年进士，其丢官之后曾先后在兰州、北京等地设教馆，汤用彤从小就在教馆里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汤用彤于1908年入北京“顺天高等学堂”接受现代教育，这所学堂的前身是“顺天中学堂”，而顺天府则是当时京师的最高行政机关，汤用彤与梁漱溟、张申府等人都曾是同校校友，而且经常与梁漱溟同读印度哲学及佛教经典。

清华学堂

1911年，汤用彤考入刚成立的清华学堂，其父汤霖题“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之十六字家训，告诫儿子“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一年吴宓也从西安考入清华学堂，汤用彤与吴宓相识并成为校友，清华学堂是一所八年制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学制、教材均采用美国教育模式，当时师资也大都是由美国人担任，毕业生可以直接入读美国各大学三年级。

汤用彤立志于学术研究，因为清华学校采取因材施教，特为国文基础好的学生办了一个国文特别班，由国文教师姚芒父、饶麓樵讲授国学典籍，汤用彤、吴宓、闻一多等人都曾在这个特别班学习，而汤用彤还经常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

汤用彤

1916年夏，汤用彤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并考取了官费留美生，并遵父母之命与张敬平完婚，但因治疗眼疾而未能及时赴美，遂留校教授国文和中国历史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1918年，汤用彤跟随当年录取的官费留美生赴美，入汉姆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等课程，翌年6月即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西方哲学，与陈寅恪一起师从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及印度哲学，初入哈佛的汤用彤与梅光迪同住一个宿舍，梅光迪是1911年考取留美官费生的，1915年又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

汤用彤（右二）与大学同学合影

汤用彤后来又与吴宓、顾泰来、李达同住，吴宓早于汤用彤进入哈佛研究院，跟随梅光迪师从白壁德教授，吴宓又引见汤用彤、陈寅恪跟随白壁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西方哲学。

白壁德是美国著名新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极为赞赏，并希望中国学人能采撷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覆辙，在哈佛留学期间，汤用彤与吴宓、陈寅恪曾被誉为“哈佛三杰”。

“哈佛三杰”

1922年夏，汤用彤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即刻启程回国，经梅光迪、吴宓推荐，被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刘伯明聘为哲学系教授，由此开启了其哲学教学生涯，并将《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发表在《学衡》杂志上，并成为《学衡》的正式社员。

1925年，汤用彤出任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主任，曾先后撰写并发表了《释迦时代之外道》、《叔本华之天才主义》、《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印度哲学之起源》等学术论文，并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希腊之宗教》等学术著作。

1926年夏，汤用彤因学潮等原因而离开国立东南大学，应张伯苓之聘出任私立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讲授逻辑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等课程。

汤用彤书法

当时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吴宓，曾极力推荐汤用彤出任哲学教授，但却没有成功，由此可以看出清华国学研究院用人之苛，李济是1922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也只是被聘为人类学讲师。

1927年夏，汤用彤又回到南京出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哲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师生特为汤用彤举办了欢送会，依依惜别这位著名哲学教授。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经多次易名之后，最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汤用彤在中央大学执教期间，相继完成了《印度思想史稿》和《隋唐佛教史稿》等学术著作的编写。

1930年夏，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以“研究教授”的名义聘请汤用彤到哲学系任教，每学期两门课程，或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或欧洲哲学、哲学概论等。

汤用彤一家人

1934年，汤用彤正式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在其主持之下逐渐形成重视哲学史与佛教思想之系风，迥异于金岳霖主持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注重逻辑之风气。

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首届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哲学界50余名学者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冯友兰、汤用彤、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胡适、金岳霖等12人组成中国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当选为常务理事并负责日常会务工作。

1936年4月，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也在北大举行，会议选举15人组成的理事会，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祝百英、宗白华5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并确定《哲学评论》为会刊，由冯友兰担任主编，汤用彤在会上宣读了其论文《关于<肇论>》。

汤用彤（后排右一）与家人在香山合影

1937年初，汤用彤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胡适校阅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册并给予很高的评价，称“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最有成绩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并帮助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等人逃离沦陷中的北平，经天津乘船抵香港，然后经广州北上湖南长沙，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当时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汤用彤在此撰写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学术著作可以说是汤用彤的传世之作。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昆明并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汤用彤出任哲学心理学系主任，不久又出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教育部哲学研究一等奖，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社会科学类一等奖，汤用彤还与陈寅恪、吴宓、饶毓泰、吴有训、曾昭抡、张景钺等人于1941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为“第一批部聘教授”，这些教授被人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

汤用彤在西南联大先后发表了《王弼大衍义略释》、《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王弼圣人有情义》、《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隋唐佛教之特点》等学术论文，1945年又在其讲义基础上修改完善了《印度哲学史略》并在重庆出版发行。

《印度哲学史略》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汤用彤痛失两个子女，一雄和一平皆因病去世，可谓是身心遭到重创，但他仍然矢志不移，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复兴而屡献硕果，在学术界奠定了令人瞩目的崇高地位，也培养了一大批学界新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在北平沙滩原址复校，由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林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秘书长，复员后的北京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得到了加强，而医学院和农学院则处于中国顶尖水平。

汤用彤

傅斯年主动替胡适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以便整肃伪北大时期的人和事，因为傅斯年担心胡适碍于老北大情面，不能痛下决心进行整肃，由于胡适经常不在学校，汤用彤也曾常常替胡适肩负起校务工作。

1947年夏，汤用彤应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赴美讲学，以英文讲义讲授了“汉唐思想史”，其在美国讲学期间被评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兼任评议员，同时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之邀，兼任史语所北京办事处主任。

1948年底，胡适到南京之后，多次劝慰汤用彤南下，并遣专人送来两张机票，但都被汤用彤婉拒，他没有追随胡适去美国或台湾，尽管二人私谊甚笃，但汤用彤还是选择留守北京大学。

胡适离开北平之时，虽然委托郑天挺、汤用彤等人管理北京大学校务，但是北大不能长时间没有校长，北京大学教授们就自己成立了校务管理委员会，并推举汤用彤担任主席，汤用彤也是不负众望，牢记父亲“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之家训，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并尽职尽责地履行校长之职责。

汤用彤

1949年1月29日北平和平解放，汤用彤被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任命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继续主持北京大学校务，汤用彤原本是北京大学教授公推的校委会主席，而新政权也继续任命汤用彤出任校委会主席，表明了对汤用彤的极大信任。

1951年6月，马寅初从浙江大学校长调任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并主管基建、财政等工作，而教改和教务工作则由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负责。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被撤并，北京大学从沙滩迁至燕园，从此取代了燕京大学，而燕京大学从此销声匿迹，彻底退出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

汤用彤（右）指导儿子汤一介（中）

由于胡适是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新政权建立之后，立即对胡适其人和胡适思想开展了批判，北京大学率先举办了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

1954年全国思想文化界又掀起一场大规模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汤用彤在出席《人民日报》社主持的批判胡适思想会议时，身心受到极大地刺激和煎熬，回家后不久即突患脑溢血，昏迷而不省人事，被家人紧急送往北京协和医院，虽然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却只能长期卧床养病。

1955年6月，汤用彤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担任了《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编委，其重要学术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也由中华书局重印，《魏晋玄学论稿》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汤用彤与夫人合影

1957年5月17日，汤用彤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呈递书面发言，发言稿由其儿子汤一介笔录而成，批评了科学院、高等院校之间相互隔离的现象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批评了对一些专家学者如蒙文通、钟泰、景昌极等人不重用的现象并主张量才重用之；倡导整理出版重要文化典籍，如《道藏》、《太平御览》、《大藏经》等；还反对学术界对外闭关，主张恢复教授休假制度，派他们出国考察研究，以加强与国际文化、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

汤用彤于1958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其另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印度哲学史略》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在儿子汤一介的协助整理之下，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魏晋玄学论稿》和《往日杂稿》，发表了《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关于慧深》、《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等论文。

汤用彤（右二）与家人及客人畅谈

1963年5月1日晚上，汤用彤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周恩来将汤用彤引见于毛泽东，毛泽东与汤用彤同庚，二人互致问候，毛泽东叮嘱汤用彤可以写一些短文，并言其阅过汤用彤的全部文章。

1964年3月，汤用彤因心脏病住院治疗，及至当年五一节那一天，汤用彤在医院病逝，享年71岁，被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汤用彤是著名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数几位能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种的学者，尤其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学术著作，至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经典著作，也许无人能够超越，季羡林曾赞誉汤用彤“是人类学术史上一座不可超越的丰碑。”

儿子汤一介、儿媳乐黛云在汤用彤墓前留影

汤用彤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正如西方哲学创始人泰勒斯所说：“哲学的意义在于不是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源。”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喜欢哲学，当哲学不再是冷门的时候，中国哲学将会有一个飞跃发展，盼望有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