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特辑丨穿越黄河石林去看中国最早纪年佛像

▲北窟上层的摩崖造像雕于北魏,彩绘应该为明代重绘,佛像的笑容无不有一种抚慰的能量。

在丝路要冲上的甘肃炳灵寺石窟中,

保留着中国当今纪年最早的佛造像。

它不仅如同一册记载中土西域交流的史料,

也像是一把通向佛国回忆的密钥。

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横贯亚欧的贸易和文化通道——丝绸之路。这条路联通了亚欧不同的城市节点,沟通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推进着不同文明的相互融合。

公元一世纪左右,佛教沿着丝绸之路自印度传入中国,星罗棋布的石窟寺沿着丝绸之路逐渐开凿。西传的中原文化,东入的西域文化,在这条路网上交汇、碰撞。一处处精美的佛教遗迹像是一枚枚闪烁着艺术之光的印记,完美钤刻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上,以信仰的力量缀饰着这条绵延的古道。

自长安或洛阳西行,越陇山,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大致有五条路线,这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段路网。这其中有两条路线利用最为广泛,即南北二道。其中北道是进入河西最短的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沿着泾河河谷西上,后翻过六盘山,取道固原,至靖远渡过黄河,最后进入河西走廊。南道则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天水、金城(今兰州)等,最后渡过黄河,抵达河西走廊。

在丝绸之路东段路网的北道上,是以彬县大佛寺、南北石窟寺、须弥山石窟为代表的精华石窟群;而在南道,麦积山石窟、拉梢寺-水帘洞石窟群、炳灵寺石窟等则是其中的扛鼎之作。它们形如繁星,散发出千年不衰的文化魅力。

▲北窟上层的摩崖造像雕于北魏,彩绘应该为明代重绘,佛像的笑容无不有一种抚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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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甘肃省永靖县西南52 公里处,黄河深处的炳灵寺石窟,持续开凿于公元4 至10 世纪,建在丝绸之路自中原地区进入河西走廊、连接青藏高原的重要交通节点上,唐蕃古道、羌中道等多条支道交织在这里,大夏河、洮河等水系从其附近汇入黄河,便捷的交通为宗教、艺术、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炳灵寺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是丝绸之路东段南道路网上最重要的石窟寺之一。

隐居于密林深处、黄河谷地、丝路要冲的炳灵寺,千百年来,从不拒绝旅人来此探寻心中梦境的脚步。

历经岁月变迁的炳灵寺石窟长期隐没在黄河深处。古时的人们如果想要通过陆路探访炳灵寺,需要越崇山峻岭才可到达。其间道路坎坷险阻,想要最终得一见佛光,显然并不是那么容易。

上世纪中叶,炳灵寺石窟所在的河谷兴建了著名的刘家峡水库。这处著名的水库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的大型水电工程。刘家峡水库蓄水后,形成了“高峡平湖”一望无际广阔水面,也为更便捷地前往炳灵寺石窟带来了新契机。

如今的旅人去往炳灵寺的水路,可以窥见“万里无云万里天”,“江天一色无纤尘”的黄河绝美之景。穿越风光旖旎的黄河石林,经行50余公里的水路,也便能来到矗立在山水间的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石窟便在临夏永靖县的大寺沟内。

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山的大寺沟峡谷里。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二“河水”条中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其中提到的唐述山即小积石山,唐述窟即今炳灵寺石窟。唐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记载“今有僧住。有石门滨于河上,镌石文曰‘晋泰始年之所立也’”。两条文献材料说明,早在公元四世纪,炳灵寺已经是著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唐宋以后至元明之际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始有“炳灵”之名。“炳灵寺”,即为藏语“十万弥勒佛州”的意思。

从沟口进入,眼前便是小积石山。裸露在外的岩体在千万年来的风蚀、水蚀作用下,形成了层峦叠嶂、壮丽秀美的丹霞地貌。大寺沟是小积石山主要河道之一,沟两侧威峰对峙,黄河从前面流过,两山一河的围绕环出一个幽僻、独立的遗世洞天。

然而,炳灵寺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地处幽僻的同时,此地又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界地区,自古以来便是羌、氐、鲜卑、匈奴等多民族聚集杂居的地域。加之此地又是丝绸之路由中原通往河西的必经之地,更是各民族政权兵家必夺的军事要塞。因此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四通八达的陆路和黄河古码头使其交通变得十分便捷。这里既交通顺畅,又相对幽静。这种环境极其符合佛教“山岩空谷间、坐禅而念定”的选址特征,也非常适合在这里开窟造像,更便于信众参禅礼佛。

炳灵寺始建于佛教盛行的十六国西秦时期,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的不断开凿与修复,规模不断扩大。现在的炳灵寺包括上寺、下寺和洞沟区三部分,存窟龛216 个,壁画约1000平方米,造像近800余尊。造像编号自进入沟口向内延伸,按窟龛位置依次编号,其中最引人注目当数带有西秦铭文的第169窟:这是中国石窟寺中现存具有明确纪年最早的石窟。

进入沟口后,来到赫赫有名的炳灵寺石窟中,本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姊妹峰下的第1 窟。然而眼前却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标识牌”记录它的存在。该窟位于姊妹峰下,始凿于西秦,明代重妆。天然摩崖大龛。明代重妆时改为一佛二菩萨。1967 年考古清理时,剥离佛像表面的重妆,方才露出西秦原作。甚为可惜的是,由于刘家峡水电站建成蓄水,当时又不具备搬迁条件,以致该窟最终被碧波吞没。

经过姊妹峰继续前行,崖面上密如蜂巢的石窟便接踵而至,其中不乏精彩纷呈的作品。如第3 窟唐代石塔窟:此塔为中国式仿木结构的四方石塔,塔刹已失。塔正面有塔道、塔门,四坡屋面平缓规整,飞檐斗拱构建清晰漂亮,石塔轮廓端庄秀丽,形体稳健,体现出唐代木构建筑和雕塑的辉煌艺术成就。同样也有北魏时期的第125 窟,其中北魏释迦多宝佛是炳灵寺标志性石窟造像之一。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于龛内,佛像双目微睁,眼角细长,鼻、嘴小巧,嘴角微微上翘,褒衣飘逸,雕刻细腻传神,是北魏时期造像的经典之作。

▲第171号窟的唐代弥勒摩崖大佛,这也是全世界第九大佛。

依次看过这些石窟造像,面前突然豁然开朗:在巨大的峡谷深处,慢慢浮现出炳灵寺最大的佛造像——第171号窟唐代弥勒摩崖大佛。大佛为摩崖浅龛浮雕大像,上半身依山石而雕刻。大佛造像面型丰圆,神态庄重,身着覆搭右肩袈裟,左手置腹部,右手抚膝,善跏趺坐,体态雄浑伟岸,造型朴实庄严,是炳灵寺石窟中体量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大佛。而同时,这也是世界第九大佛、中国第五大佛,是古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沿线上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之一。但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

炳灵寺石窟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中国现存最早的纪年佛造像石窟——169 窟。据考证,它开凿于乞伏炽磐在位期间。当时的高僧如圣坚、玄高、西域大禅师昙摩毗都曾来到西秦,被尊为国师,译经传法,促进了中西佛教艺术的交流。此时的西秦帝国佛法昌盛,又据有丝路要道,炳灵寺距当时的都城不过百里。种种线索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或许曾是西秦皇室礼佛的场所,是西秦这个笃信佛教国度的宗教中心。

指向乞伏炽磐的重要线索,是洞窟里一方毫不起眼的墨书题记。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石窟考古中有最早明确纪年的“建弘题记”:此题记为墨书,高0.47 米,宽0.87 米,500 余字,内容为第6龛造像发愿文,末行书写“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造”。“建弘”为十六国西秦太祖文昭王乞伏炽磐的年号(420-428)。“玄枵”是十二星次之一。作为迄今为止中国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它的发现为中国早期石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题记中还有“神仪重晖”等描述,加上从几处壁画及造像的叠压关系分析,洞窟开窟造像的年代实际上还要早于公元420 年建弘元年,仅是此窟的重修和扩建时间。建弘题记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与壁画,在分期断代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尺。

▲169窟中的建弘题记不仅确认了石窟修建的年份,同时也为中国石窟分期断代提供了新的标尺。

当我们回到169 窟本身,该窟位于大寺沟唐代摩崖大佛右侧的崖面上,平面作不规则马蹄形,南北横宽26.75 米,东西进深19米,高15 米,距地表的高度足有45 米。除去石窟本身的考古断代意义,它也是一座向东南开口的天然洞穴:它完全依靠自然形成。人们根据洞穴的地形,因地制宜地在天然的洞穴中修建墙面,并以木板加固,最终塑土造像、绘画。这也是在整个中国石窟史中弥足珍贵的。

爬上169 窟的路甚是艰辛,依靠宽度仅容一人的木质栈道和悬梯呈之字形连通,保安前面带路,而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其后,望了一眼高耸入云的栈道,令人胆寒。我们手脚并用,缓缓上爬,方才登临洞窟。难以想象,古代虔诚的僧侣是如何每日在这里登高向禅,来到他们心目中的圣地,或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而走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之前曾查阅到的当年甘肃文物工作队队长、1963年炳灵寺石窟勘查领队岳邦湖先生的一段回忆:

要前往45米高的169窟,须经过一座之字形的木制栈道,也由此可见前人造窟、修复、研究的辛苦。

“我们决定从大佛的右侧攀登悬崖。我们在地上把几架长梯连接起来,达到了大佛右侧的坎上,这个位置基本上到了大佛的腰部位置。……那时,三年困难时期虽说已经过去了,但物资供应依然匮乏,我们经常在半饥半饱中工作,有时候蹲久了,站起来就会出现头晕的,而此刻我们在距离地面近30 米的悬崖上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通往169 窟的路,不仅仅是一条朝圣仙窟的路,同样更是一条重访之路,在艰难险阻中感受考古前辈不屈不挠的治学精神,想到这里,我不禁加快了步伐。此时,169 窟已经近在眼前。

走进169 窟,仿佛一瞬间回到那一千多年前的晋初。公元385年,鲜卑乞伏氏首领乞伏国仁建立西秦政权,世居苑川(在今甘肃榆中)。国仁笃信佛教,延请高僧圣坚来西秦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乞伏乾归继位后,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这个位置,正好占据了当时丝绸之路交通的要点,极利于佛教在西秦的传播。

能够与题记相互印证这是中国早期石窟的,还有洞窟里大面积造像与壁画。从绘画和艺术风格上来看,第169 窟第12龛说法图壁画采用了中国传统线描与西域晕染相结合的绘画技法。而运用在这里的晕染,仅在佛、菩萨的双眉、鼻梁、颈部等处小面积应用,而并不同于西域大面积晕染,这一细节体现了中西绘画技法初步结合的面貌特征。

▲169窟中的说法图晕染与线描技法相结合也是丝绸之路上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结果。

第6 龛中的供养人是西秦国的佛教信徒。他身着汉式交领大衬衫,手持莲华,紧跟在“信女妾王之像”身后,恭敬向佛。而此供养人身着汉服的细节,则是最令人值得关注的一点。西秦是鲜卑族(乞伏氏)政权,而建造炳灵寺石窟的难道是汉族么? 抑或,炳灵寺难道是汉族人督建的?对于这一细节的解答,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却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位于河西走廊的少数民族帝国,也曾为尽显礼仪的华夏衣冠而倾心。

此外,位于洞穴深处的西方三圣也显得弥足贵重:这处造像每尊的一侧都附有长条形的榜题:主尊“无量寿佛”、右胁侍“观世音菩萨”、左胁侍“得大势至菩萨”,这应当是无量寿三尊相当早的范例。

1986 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一文,把炳灵寺第一期龛像、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列为“凉州模式”的早期阶段,把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列入“凉州模式”的晚期阶段。

1943年在北平求学时期的宿白先生,正是这位著名考古学家定义了“凉州模式”,也梳理了中国造像的风格演化。

炳灵寺169 窟之所以十分珍贵,便是因为其内有明确纪年的十六国题记和造像。420 年(建弘元年)左右,北魏势力还尚未波及此地,因此“凉州模式”依然十分盛行。此后的431年,西秦灭亡。而到了439 年北凉灭亡后,“凉州模式”被一下子沿着丝绸之路再向东带到了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一种新的“平城模式”开始了新的无与伦比的造像历程。云冈石窟、龙门宾阳三洞、巩义石窟等等的北魏石窟遗迹,成就了一个佛国世界的辉煌。

离开169 窟,通过不长的一段栈道便可以来到172 窟。这处栈道紧贴崖面修建,异常险峻,崖面上尚有悬塑三世佛和胁侍菩萨10余身。从169 窟到172窟这段“天桥”原建有三层栈道,是北周时期佛教活动的主要区域。栈道这种与自然搏斗的工程也是古人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进入172窟,首先被来自北魏的微笑所倾倒。在这处天然洞窟的北壁,有两层摩崖造像:上层佛像雕于北魏早期,石胎泥质,佛磨光高肉髻,大眼,唇薄,着圆领袈裟,袈裟覆盖台基,双手禅定印,半跏跌坐。其彩绘则应该为明代重绘。

北壁的下层佛像雕于北周,佛像肉髻低平,面略圆,袈裟厚重,衣纹密集。就这样,石窟的雕凿从上层换到下层,从北魏转换到北周。它们同处一窟,让人一目了然地感受到造像从北魏的瘦骨清像向后世的丰满圆润的风格发展。

▲172窟中的两层摩崖造像。

在造像与壁画之外,第172窟内还有一座珍贵的木构阁楼。木阁内南、西、北各有泥塑一佛二菩萨,应为北周时期作品。木阁阁顶凿井分为9个方格,每个方格内为梵文六字真言“唵(ong)、嘛(ma)、呢(ni)、叭(bei)、咪(mi)、吽(hong)”。木阁外的两侧绘有“十菩萨赴会图”,上图为南侧五菩萨,菩萨宽肩细腰,双手合十,衣着华丽,展现了汉藏交接地带藏传佛教与汉文化融合的艺术风貌。

▲172窟内木构阁楼旁绘有“十菩萨赴会图”,展现了汉藏交接地区的艺术风貌。

离别之前,站在169窟前回望,这条穿梭于169和172窟之间“天桥”般的栈道其实并不远,不过几百米的距离。然而在我的心中,它却又很悠长:长长的它连接着千年前的西秦、北魏、北周,连接着后世的大明。这条梦境之中长长的栈道,始于最初西秦帝国时期西域式的造像风格,到北魏的“秀骨清像,静谧幽思”,再到北周时期的圆润端庄,最终结束于明代繁复华丽。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时代,在这条窄窄的栈道旁转瞬即逝,而灿烂的往昔却又那么突然地浮现在正行于栈道之上的我的眼前。

黄河承载着我无边无尽的梦境,而这场梦境的开始与结束,就悄然隐藏在穿越栈道时,身边掠过的一丝丝凝固了岁月的美。对于我,这遥远佛国的微笑不仅是史料与艺术,它从千余年前驼铃回荡的丝绸古道之中走来,从千里之外亦真亦幻的灵山之上走来,我居于历史与当下,现实与梦境之间,用心去感受这造像的奇迹。

这是眼前的炳灵寺,也是梦中的炳灵寺。

石窟造像风格对比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定义的凉州模式分两期: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代表。凉州模式造像面相浑圆,眼多细长形,深目高鼻,身躯健壮,且西域痕迹较重。

云冈石窟造像的特征是面向方圆,前额饱满,鼻直而高,目深而长,面容微笑而严肃,表情雄健可畏,形体健壮雄伟,雕刻大体大面,简朴硬直。从总体来看,这是融合了外来形式和中国传统,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北魏早期作品。

龙门石窟造像的一般特征是造像身躯瘦长而高大,面貌清癯秀美,眼目舒朗,唇薄颌尖,颈直而长,衣带宽博,面部表情温和亲切,嫣然含笑。此时,佛教艺术在继承云冈模式的基础上,感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生活气息逐渐加强,向写实方向发展。

撰文、摄影 / 陈吉吉

编辑 / 魏宁均

插画 / 秦川

封面图片来自 © 任袁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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