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陈寅恪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在历史学界享有盛名。

然而，近年来也有人常引用其好友吴宓的一段日记，指责其在抗战前后对日本态度游移，甚至有“消极抗战”乃至“低调俱乐部”的嫌疑。

那么，此说是否能够成立呢？这个却不宜轻下定论。

问题的初起，主要因吴宓于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引发。据吴宓所记，陈寅恪当日在清华园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以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即使意思稍有偏差，但似乎也没有捏造陈寅恪的话的必要。那么，这段话是不是真实体现了陈寅恪当时的思想呢？

从陈寅恪的身世来看，说他对日消极，似乎难以置信。

陈寅恪原籍江西义宁州（今修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祖父陈宝箴为晚清名宦，曾任湖南巡抚，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为“清末四公子”之一，为近代名士。

陈寅恪自幼受家学熏陶，自小打好了深厚的国学底子。12岁时，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读巢鸭弘文学院。3年后因足疾辍学回国，改入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陈寅恪先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自费留学，直到 1914年因一战爆发而回国。

战争结束后，陈寅恪于1918年冬再度出国游学，期间学习过梵文、巴利文及中亚、东方古文字学，据说通晓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文字。

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刚回国的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时聘为导师。

据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时说：“陈之学问胜过我。”而时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也说，陈寅恪“最为学博识精”。

在诸学界名流的加持下，在外游学多年但并未获得任何学位的陈寅恪一举登上了学界的高峰，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一时名声鹊起，人称“教授中的教授”。

作为学者，陈寅恪对政治并不是特别关心。但是，时局的变化最终不能令其置身事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其父陈三立病重，某友前来探视，谈及中日战事，称“中国非日本之敌，终将被征服……”

陈三立听后，愤而坐起怒斥：“中国人怎能猪狗不如，怎能俯首帖耳，任人宰割！”后绝食五日（据说），含恨而终（9月14日去世）。

由于其父陈三立病重与去世的时期与吴宓日记所记的时间大体重合，所以陈寅恪说出“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的话确实让人觉得吊诡。

以善意的角度，或许只是知识分子的愤懑之语，或者仅仅是书生之见，也很难说。

事实上，当时类似的论调在知识界并不罕见，包括著名的学者胡适实际上也持此调，一时有“低调俱乐部”之称（此名为胡适所起）。

“低调俱乐部”的缘起，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了一幢花园洋房，内有一大地下室。

之后，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名流如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常在此讨论时局，并时常散布“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

当然，在抗战真正爆发、事态已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像胡适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仍旧回归坚持抗战的立场，而像汪精卫等人则最终叛国叛民，成为可耻的汉奸。

至于陈寅恪，即便其对抗战前景一度感到悲观，但毕竟与“低调俱乐部”毫无瓜葛，说他主张“消极抗战”也完全谈不上。

之后，在为其父治丧完毕后，陈寅恪即随校南迁，继续从事学术与教学活动。作为反面例证，如周作人等人则投入了日伪的怀抱，最终不能为历史所宽恕。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曾被牛津大学聘任，但因为眼疾而返国。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生不谈政治的陈寅恪，最终不是因为谈政治而赢得清名，反而是因为“不谈（任何）政治”树立了一个学术与道德的标杆而为人所景仰。

【免责声明】文章来源为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删除内容或协商版权问题！特别说明，本站分享的文章不属于商业类别宣传。